美國沙溪大屠殺國家歷史遺址\資料圖片

　　洛磯山脈縱貫美國科羅拉多州，往西是綿延的群山，往東是一覽無餘的廣闊平原。我穿過這東部杳無人煙的草場，從九十六號公路往北拐上一段八英里長的砂土路，盡頭就是沙溪大屠殺國家歷史遺址（Sand Creek Massacre National Historic Site）。

　　一八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清晨，一群科羅拉多州第一、第三騎兵團的士兵由齊溫頓（John Chivington）上校率領，突襲為與政府和談而在此地暫居的夏延（Cheyenne）、阿拉帕霍（Arapaho）族印第安人（即北美原住民），殺害至少二百三十人，包括大批婦孺。

　　在沙溪遺址，我問一位工作人員齊溫頓後來是否被繩之以法。「沒有。」她說：「國會對此事進行調查和聽證時，齊溫頓已退役。民法無從追究他參軍時所犯的罪行，而軍法不能管制已退役的軍人。所有參與屠殺者最終都未獲任何懲罰。」她指了指幾百米外一個由圓木搭成的門狀標誌物說：「那就是當年事發場所，至今夏延、阿拉帕霍族人每年都會來祭奠。去參拜一下他們的傷心和神聖之地吧。」

　　通向遺址的小徑入口飄揚着一面有三十三顆星的星條旗。小徑曲曲折折，路邊長滿近一人高的灌木。登上盡頭的小丘，四周茫茫不見人影，往北可以俯瞰一片開闊的草地。一百多年前的那個早晨，那裏浸滿了印第安男女老少的血。遠遠近近的七八叢高樹將沙沙的風聲一直傳到身邊，像是控訴的冤魂從未停止啜泣。當時的夏延部落首領「黑壺」（Black Kettle）一直尋求與美國政府和解，一八六○年政府送他象徵和平的美國國旗一面（當時有三十三顆星，代表加入聯邦的三十三個州）。

　　齊溫頓突襲他的部落時，「黑壺」以為是對方搞錯了，手忙腳亂翻出這面三十三星旗並不斷揮舞。他哪裏知道，齊溫頓對印第安人一直持敵視態度，並想踩着印第安人的血往上爬。「黑壺」眼睜睜看着族人一個個倒在象徵和平與友好的旗下，只得率殘部遠逃。我眼前靜謐的草原上，曾經肆虐着濫殺和哭嚎，殘暴與無助。掠過樹梢和草尖的風又拂過腳下的沙礫，風聲輕柔，伴我向死難者默哀。

　　沙溪大屠殺只是北美原住民在歐洲殖民者到來後命運急劇改變的一個縮影。隨着湧入北美的歐洲人越來越多，原住民則因對來自歐洲的傳染病毫無免疫力而死得七零八落，前者越發覺得後者是個障礙，可以輕易移除。英國殖民政府和後來的美國聯邦政府雖然制定了一系列對原住民的政策，也與眾多部落頭領簽訂了土地協議與和約，卻免不了幹些坑蒙拐騙，威脅利誘，背信棄義的勾當，也管不了（其實不想管）州政府、民兵、農場主、探險隊對印第安人領地的侵佔。「黑壺」揮舞國旗卻被打得落花流水，國會對沙溪屠殺的調查不了了之，就是一例。

　　北美殖民者對原住民權利的踐踏，有更早的殖民主義思想為之辯護。最早的殖民大國西班牙、葡萄牙都認為殖民征服是上帝給他們的任務，「野蠻民族」必須在他們的帶領下才能走向文明，皈依真神。美國在殖民地時期和建國後也相信，向西擴張到整個北美大陸是上帝的旨意。許多歐洲移民或許沒打算將原住民趕盡殺絕，但他們及其政府的所作所為（包括不作為）結果就是將原住民屠殺殆盡或永久邊緣化。

　　許多史家探討了為何美洲、非洲、澳洲、大洋洲島嶼的原住民在歐洲殖民者入侵時大多顯得不堪一擊。Jared Diamond在名著《槍炮，病菌與鋼鐵》（Guns, Germs, and Steel） 中論證，因為環境、氣候、可供馴化的大型野生動物種類等在各大陸的極大不同，到十五世紀末，歐亞大陸在專業人才分工、文字、技術（包括煉鐵、航海和軍事）等方面都遠超非洲、美洲和大洋洲。

　　但研究美洲殖民史的Matthew Restall則提出，歐洲人能在短時間內征服美洲，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鷸蚌相爭，漁翁得利」。美洲原住民包括為數眾多、語言和文化都極不同的部落，部落間的對立和戰爭司空見慣。如卡羅萊納的雅瑪西族（Yamasee）長期與英國殖民者合作，將其他部落的男女抓來賣與英國人為奴。五大湖區的伊洛魁族（Iroquois）襲擊並掠奪休倫族（Huron）的村落和運貨船隊，只為在與法國人的貿易中獲利。

　　危地馬拉的瑪雅人分裂為兩個彼此仇恨的帝國，西班牙人入侵時兩國也不願結盟共禦外敵。研究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Stephen Howe指出，如果美洲各部落將自己視為一個「美洲原住民」的整體並聯合起來，殖民者付出的代價將會高很多，但「我們都是原住民」的概念在當時是不可能有的。

　　從沙溪遺址往北四個小時，我來到內布拉斯加州西南的普拉特河畔（Platte River）。沿途是十九世紀中期美國西進移民的必經之路，有幾處平地而起的著名地標，如「法院」（Courthouse）、「監獄」（Jail）、煙囱岩（Chimney Rock）、斯考茨崖（Scottsbluff）等巨岩，為西去的移民標識方向。去洛磯山和加利福尼亞淘金，去俄勒岡開闢一塊又便宜又肥沃的耕地……十九世紀的「西部」充滿了機會和誘惑，幾十萬人趕着牛車馬車，扶老攜幼，風餐露宿，去兩千英里外的新天地尋求新生。

　　若不是我剛在沙溪遺址默哀過死者，這樣的人口大遷徙幾乎顯得可歌可泣了。然而歐洲移民在遷徙途中破壞了原住民賴以生存的生態環境，他們一路走過的土地大多是巧取豪奪而來的，而他們對這一切都不屑一顧。像當年經過此地的移民一樣注視着這些嶙峋壯美的地標時，我的耳邊又響起在沙溪遺址時聽到的風聲。它像哭泣，像控訴，更像是在提醒我，發生在歐洲殖民者和北美原住民之間的一切，依然以種種隱蔽的方式在當今世界的一些地方發生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