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新政梁頌恆、游蕙禎申請終審法院上訴許可昨日被駁回，雖然終院的詳細判詞仍要稍後才能頒布，但從昨日法庭上的答問，已可以明確看到終審法院進一步釐清了一些原則性問題，尤其是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的地位和效力、特區法院對釋法的理解與遵從，以及立法、司法兩權如何平衡「互不干預」的問題。終審法院的判決，平息了社會上對相關問題的爭論，不僅是對「港獨」勢力的有效威懾、證明沒有任何「港獨」活動的空間，也對香港特區未來正確理解國家和特區間的關係、理解基本法的核心原則，都具有重要意義。而這一判決更是立下了前所未有的判例，對日後有類似法律問題的案件具有約束性作用。儘管梁國雄、羅冠聰、劉小麗、姚松炎四人被取消資格上訴案與本案有所不同，但同樣具有高度的法律指示性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終審判決後，日後特區政府舉行「補選」，根據相關法律，被取消資格的「議員」不會被允許在限定時間內再次參選。換言之，梁、游二人沒有機會出現在「補選」候選人名單上。

　　本宗案件引起社會的高度關注，不僅僅是因為當中涉及一些法律原則，還在於梁游二人的所作所為引起社會的強烈憤慨。去年立法會宣誓時，梁游二人分別展示「HK is Not China」的橫額，並故意將中國說成「支那」，游更以英語諧音將「共和國」（Republic）說成粗口，立法會秘書處當時已經表明無法為其宣誓。其後特區政府律政司向法院申請其宣誓無效，高等法院去年十一月正式裁定兩人喪失議員資格，明確指出其行為違反了《基本法》及《宣誓及聲明條例》，宣誓沒有法律效力。儘管兩人敗局已定，但梁游其後在反對派慫慂下，又再向終院提出上訴許可申請。

　　至昨日三名終審法院法官作出一致裁決，不出意料地駁回其申請。但相較於這一判決，更令人關注的是終院法官對一些原則性問題的進一步釐清。

　　第一，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的權力和地位。無論是在一審還是在上訴許可申請，梁游二人的代表律師都主動提及了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釋法，雖然並沒有公開指責釋法，但仍然試圖從釋法的內容及地位作出一些模糊性否認。然而，香港回歸二十年，全國人大常委會亦已經作出了五次釋法，至今仍有人質疑人大常委會的釋法地位和效力，這是相當令人費解的。因此，馬道立法官昨日在回應辯方律師的言論時清晰地指出，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的權力是來自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而在「劉港榕」一案終審法院已指明該權力是廣泛而不受限制。馬官對此的強調，無疑是進一步重申了香港特區法院所應遵循的憲制秩序。

　　第二，特區法院對釋法的理解與遵從。據傳媒引述，代表梁頌恆的英國御用大律師彭力克（David Pannick）稱：「《莊豐源》案確立了法庭必須接受人大釋法的權力，我方亦無意挑戰此權力。問題是我們應如何理解人大的解釋？是否按字義解釋即可，還是應考慮相關的人權準則如比例性要求？」彭力克的問題，儘管沒有否定人大常委會釋法權，卻似乎要以「狹義解釋」去在釋法和本地法院的理解當中，尋找一個「灰色地帶」。如果其主張成立，則必然會對未來同類案件的司法解釋，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

　　對此馬道立提出了質疑並反問：「這是把人大釋法以狹義解釋（read down），至少是拒絕其字面上的意思，法庭難以接受。這是要忽略人大釋法上明顯字義嗎？」而另一位法官李義亦質問，由於人大常委會釋法乃是香港特區憲制秩序的一環，法庭是否有權力給予某些憲制性原則予其他憲制性原則更大比重？兩位法官的答問等同是直接否定了「狹義解釋」的理據，也等同是在重申特區法院對人大常委會釋法的正確理解方式。

　　第三，所謂的立法與司法「互不干預」問題。梁頌恆的代表律師要求終院釐清「不干預原則」是否可以應用於立法會主席就是否讓議員再次宣誓的決定。其理由是，《宣誓及聲明條例》第一百零四條並非基本法要求，基本法只提「依法宣誓」，既然立法會主席應允再給一次宣誓機會，法院就不應當干預。這一主張受到另一位法官霍兆剛的詰問：基本法第二十六條（香港特區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依法」是否包括《宣誓及聲明條例》的法例？霍官的這一反問，其答案顯然是指出「依法宣誓」已經包括了《宣誓及聲明條例》中的要求，實際上是在否定了辯方的「互不干預」中最重要的理據。

　　這三個重要問題的釐清極其重要，相信在最後的詳細判詞中會有更為權威的回答。但無論如何，從昨日法官的問與答，就已經明確體現出法官已經釐清了三個原則性問題。而拒絕梁游二人的上訴許可，更是立下了判例，對日後的同類型案件，具有約束力與法律指示性作用。梁游二人去年宣誓上的醜陋與違法行為，就已經注定了今日的結局，其一敗再敗，完全是咎由自取，與人無尤。社會各界歡迎終院的判決，也期待這一判決能對「港獨」等極端勢力能有必要的威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