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特朗普就任以來，一方面重申重視美國與各盟友的戰略合作，另一方面又對既有的聯盟與合作體系表示不滿，稱美國在其中頻頻被「佔便宜」。特朗普稱將「美國優先」作為外交唯一準則，這讓美國盟友頗為緊張。在東亞，迄今與特朗普政府往來最為密切的盟國無疑是日本：在特朗普正式就職前後，日本首相安倍晉三都曾與其進行會談，並展開「高爾夫外交」。那麼，日本方面是如何看待美日同盟、「特朗普因素」對未來美日同盟和東亞局勢發展有何影響？本次訪談中，日本慶應義塾大學（Keio University）綜合政策學部教授、美國外交與美日雙邊關係研究專家中山俊宏教授（Professor Toshihiro Nakayama）就上述問題分享了他的見解。

　　在日本當代外交和安全政策考量中，「美日同盟」無疑處於核心地位。不過近年來也有聲音稱，美日同盟是冷戰時期的產物，已經落後於當今國際局勢。日本方面是如何定位美日同盟在日本對外政策中的角色的？

　　中山俊宏：冷戰結束後日本面臨的戰略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在冷戰時期，日本與蘇聯幾乎沒有經濟往來，我們也不能認同蘇聯的意識形態。那時，蘇聯對於日本而言無疑是一個對立的存在。當時美日兩國結成聯盟從而對抗來自蘇聯的威脅，不過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後，這一威脅已經不復存在了。今天中國是日本強大的鄰國，但它絕非昔日的蘇聯。當然，面對崛起的中國及其不明確的戰略意圖，日本非常不安，並感受到潛在的威脅；但同時中國對日本而言也是巨大的經濟機遇，我們不會將中國視作敵人。

　　為此，日本方面確實有重新審視美日同盟關係的意義，並且認為，即便冷戰結束，「美日同盟」依舊具有存在的必要：它的目的不在於對抗任一特定的威脅，而是作為「兩個享有相似價值觀的國家所結成的同盟」存在。當代日本所追求的價值觀很多都與美國共通：民主、法治、開放社會以及對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認同。在此基礎上，美日兩國依憑共享的價值觀組成聯盟，試圖構建一個不只對美日兩國有利、也對整個亞太地區有益的區域秩序。這是冷戰結束後日本對「美日同盟」存在的必要性與含義的新解讀。在這一同盟關係中，日本與美國儘管在綜合國力、政策影響力等方面存在巨大不對稱性，但在價值觀和理念上，兩國是處在對等的地位。在我看來，這一解讀至今依舊符合實際、具有說服力。

　　美國前總統奧巴馬任內就將亞太地區作為其外交重點，提出以「亞太再平衡」為主題的一系列外交政策倡議，近幾年來美日兩國互動也很頻繁。日本如何看待奧巴馬政府時期的美日關係和美國亞太外交遺產？

　　中山俊宏：奧巴馬在日本社會的形象較為正面，這與其對待核武器的態度有關。早在二○○九年，奧巴馬作出「致力於構建沒有核武器的世界」這一宣言，並且力推核裁軍協議，這一訊號在日本社會引發廣泛回響。奧巴馬訪問日本廣島的事實也極大提升了他在日本社會的受歡迎程度。廣島所承載的歷史意義已經遠超過美日兩國，它旨在呼喚全人類對歷史進行反思、避免戰爭的錯誤在未來重演。奧巴馬當時訪問廣島正體現了上述願景，在日本民眾眼中極具象徵意義。

　　奧巴馬政府後期針對亞太地區提出了「再平衡」政策，這是美國政府試圖推出一個全面的亞太政策的努力。一直以來，美國的亞太政策都是眾多雙邊關係的聚集，它對東亞、亞太的認知是基於其聯盟網絡。美國一直未有將亞太視為一個整體，進行跨區域、跨議題的政策制定。奧巴馬政府時期的「再平衡」戰略即是這樣一個嘗試。因此，奧巴馬政府的「亞太再平衡」政策有不同面向，包括深化與盟友的關係，與域內新興國家如印尼、緬甸等發展建設性關係，也包括與中國發展建設性關係。同時，美國需要建立區域性合作機制，如「東亞峰會」；也需要建立區域性貿易機制，如TPP。這些都是奧巴馬政府「亞太再平衡」政策的元素。

　　上述努力是極具抱負且值得肯定的，但同時也存在令人困惑之處：「亞太再平衡」有眾多面向，卻沒有清晰的優先級。歐洲和中東國家認為轉向亞太的美國會將他們拋棄；中國視「亞太再平衡」為美國的「遏制政策」；日本對此則抱有懷疑：美國「亞太再平衡」過程中是否有足夠的資源支持？相關政策能否落實？因此，儘管奧巴馬政府提出「亞太再平衡」的意圖是好的，但在傳遞政策意圖的過程中仍舊存在不少問題。

　　在你看來，特朗普就任美國總統之後會為美日同盟關係、美國的亞太政策帶來哪些變數？

　　中山俊宏：在以往的美國大選中，日本並不常被提及，但去年「日本」頻頻登上美國媒體頭條，主要是因為特朗普的相關言論。其實，大選期間日本媒體對特朗普的報道幾乎與美國主流媒體一致。當特朗普指責日本作為盟友「搭便車」、暗示日本可以自行擁核，這些都與前述奧巴馬的言行形成鮮明反差，令日本民眾感到極為驚詫。當然，特朗普正式就職之後的種種表態、他與安倍首相的互動等都與之前競選過程中的姿態有別，但在某種程度上，特朗普對美日關係確實已經造成了衝擊。

　　如果我們回顧特朗普在整個競選過程中的表態，那麼我們可以推測出最壞的情形是：當日本周邊安全局勢發生動盪、需要美國介入時，特朗普政府可能傳遞出的信息是「日本願意為美國的干預支付多少報酬？」如果這一情形變成現實，那麼我之前談及的當代日本對「美日同盟」必要性的論述就完全不成立了。如果特朗普政府在未來作出上述表態，那麼日本所認同的「美日兩國因享有共同價值觀而結成地位平等的聯盟」這一理念就會被顛覆。

　　但是對日本而言，我們不得不面對一個現實：無論美國總統是誰、立場如何，我們都只能重申「美日聯盟是日本國家安全政策的支柱之一」。這也正是安倍政府在特朗普當選後於第一時間作出的表態。安倍政府多次表示對接下來美日雙邊關係發展充滿信心，但日本民眾的反應則不無懷疑。特朗普當選前後美日互動的過程其實讓日本社會意識到，在國家安全和存續的根本層面上，日本是缺乏（除了「美日聯盟」之外的）選擇的。對民眾而言，「國家」並不只是政府和一系列政策的集合，它還是一種身份認同的來源；當一個國家在安全和存續這樣的根本問題上不具有自主選擇的可能時，該國社會的國家認同就會面臨危機。在某種程度上，特朗普向日本社會揭示了這一現實，這是他為美日雙邊關係和日本社會帶來的最大的衝擊。

　　那麼，日本方面會如何應對特朗普？未來日本與美國關係會如何發展？

　　中山俊宏：我認為，現在對於日本而言或許正好是一個反思的機會：不只是政客、專家，還包括更廣泛的社會民眾，我們需要反思日本的國家安全政策，日本在構建與維護區域秩序中扮演的角色。在很長時間裏，這些議題很難在日本引發廣泛討論。日本的極右保守派呼籲徹底修改日本憲法、將日本建設為具有完全軍事實力的國家；極左派和平派則將「和平憲法」奉為圭臬，對美日聯盟持批判態度，認為美國不可靠。但佔據日本主流的中間派人士將「美日同盟」視作理所應當，不願觸及其他的可能性。如今，我們應當對上述議題作出嚴肅的討論和反思。

　　對於未來的美日關係，經貿方面的合作應當會如常，畢竟眾多日企在美國本土設廠。令人擔憂的依舊是戰略與價值觀層面：自二戰後以來，歷任美國總統對美國「國家利益」的定義都很寬泛，強調美國致力於維護特定的國際秩序和價值觀，美國自身的國力和世界範圍內的聯盟網絡是這一國際秩序的基礎。換言之，美國的國家利益不只包括賺取利潤和防禦針對美國的威脅，還包括某種價值理念。但是，特朗普的外交政策與上述共識大相徑庭：他將「美國利益」定義得十分狹隘，美日聯盟所基於的「共享的價值觀」在特朗普的世界裏無處可覓。同時，我們擔憂特朗普時代美國對亞太地區事務的關注程度並不如我們預期的那樣高。日本政府所能做的是讓美國相信，「留在亞太」是明智之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