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九建設文化區，最基本的定位問題，是以什麼文化作為這個文化區的主旨。雖然香港是一個經英國管治超過一個半世紀的國際大都會，但其文化塑造絕不是英國文化翻版、第二個「倫敦」。這裏除了一些街道以英國的街道命名外，連建築也沒有英國的文化風格，只有舊立法會大樓與其附近的紀念碑在標誌着英國的統治。維多利亞公園也只得一個英皇名字，公園的鋪陳也不像英倫的海德公園那麼英國化。由此可見，連英國在香港都沒法打造英國文化城，相反中國文化卻一直在香港發揚光大，這是有目共睹的。在這裏，只要指出兩點便可見其一斑。

中國文化在港根深蒂固

第一，港島、九龍與新界的原居民鄉村，哪怕是曾被港英政府蓄意加以破壞，甚至連根拔起，但中國傳統文化根深蒂固，這裏從來都是中國文化地區。港九被佔前曾有不下四百多處原居民鄉村，但村地被轉為「皇家地」（Crown Land），村民被滅村而被迫遷居。港九也再沒有中國傳統的鄉村及其文化（只有「三棟屋」當作傳統客家文物保留下來）。新界雖也曾被企圖滅村，但在向原居民奪地過程中碰上居民反抗，「皇家地」計劃不成，至今仍留下六百多處原居民的傳統文化鄉村，也成為香港維護中國傳統文化最大的區域，佔整個香港九成多的地域。這個結果不是意外保留了中國傳統文化，而是人類文化價值自我珍惜行為的必然結果。

且看中東、非洲與東南亞所有回教地區，沒有不曾被西方殖民地佔領過，但經歷好幾百年的統治，西方文化在這些回教文化區鮮有蹤跡，一九六○年代後，全都還原為回教國家，依然是十足的回教文化區。

第二，以西九龍為例，這裏是十足的中國文化領域。梁美芬議員曾因「西九文化區」的計劃，陪同西九的社團與區議員以「西九新動力」的概念，將西九原有的文化亮點重新打造起來，不但不是「西九文化區」計劃下的包袱，反而可讓世人感受本土文化的生命力與其精彩內涵。梁議員請了城市大學一位印度裔的城市規劃與文化專家就西九文化特點作出調查，也擬就了應予保留的文化亮點，其中被珍重的有廣東道的「玉器街」、油麻地的「果欄」、南昌街的小商品批發地、旺角的「女人街」、石硤尾的大牌檔群聚等等。依印裔教授的想法，要打造一個文化區，彌足珍貴的是要有本土文化，遊客要逛「西九文化區」是要看香港的中國文化，而不是來這裏找尋西方文化。

作為曾經的英殖民地，香港從來都是以中國文化之地示人，而不是英國文化。香港過去一個半世紀的人口結構，九成九都是鄰近省份來的中國人，英國或歐人少之又少，最多的是軍人，但軍人在此不作文化交流，只負責安全，而英歐商人又高高在上，自我孤立，對普羅大眾的「唐人」可說是文化上格格不入。由此得到的結論是，九七回歸後，要為香港的「西九文化區」定位，毫無疑義的是要以中國文化來定位。九七回歸前英國人在此一個半世紀無法為香港「換裝」，使之成為英國的文化城，九七後英國的管治已告結束，要逆勢而上，打造英國或西方文化城，在此搞「去中國化」，那是唐吉訶德式的時空錯亂，會變成笑話。

反對者實質在「去中國化」

可偏有鄭松泰這樣的人，以當選議員身份在立法會「一言堂」，以對美英奴顏媚骨的姿態，大力反對「故宮博物館」。雖然他故意避重就輕，指政府在此設立「故宮博物館」沒事前徵得立法會同意，也沒作公開諮詢，卻大張旗鼓，發動反對派將「故宮博物館」當成文化敵人。

說到這點，《南華早報》的專欄作者Alex Lo倒為林鄭月娥說了一句公道話，說她處理「故宮博物館」立下大功。第一個功勞是不用納稅人的錢建館，轉求馬會捐出好幾十億的建館費用。不用公家的錢便不必一定要徵求立法會同意。第二個功勞是林鄭深知一旦要用公款便難繞過立法會，因為有鄭松泰與其二十多位擅於「拉布」的議員，議案一旦落到他們的手上，拖幾年最後胎死腹中，是在預料中事。

鄭松泰及其異議者的另一個反對藉口，指「西九文化區」被「故宮博物館」佔用土地，原址是用作大型文化表演的場地，並指原有大型表演可將文化區的文化搞活，文化市場也會更大。言下之意，大型文化表演與「故宮博物館」是誓不兩立的，有你便沒我。這種說法未免太幼稚，除非說這話的人執意要用「舶來品」的大型文化表演在港搞「去中國化」，例如將紐約的「呵！加爾各答」或「毛」的大型裸體表演帶來香港，去衝擊中國人或東方人的文化禁區。在此指出紐約的兩個大型表演，不是故意挖苦反對派，但是他們既執著於「舶來品」的大型表演，並將這表演來與「故宮博物館」誓不兩立，除非執意要用「舶來品」在港「去中國化」，否則怎會說出如此幼稚話來呢！

將文化區當作「搖錢樹」的商品來定去留，也很幼稚。大英博物館立於英國首都，是舉世矚目的文化重點，能用金錢衡量其價值嗎？更何況，中央政府肯長期借出六百多件舉世聞名的文物瑰寶來此作鎮館之寶，本身就將香港定位為中國的第二大文物之館。如此抬舉，豈是「舶來品」可與其媲美的？更何況，故宮之設並沒排斥外來表演，反對派又何必「相煎太急」呢！

原香港中文大學政治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