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常委會下周一即將公布釋法表決結果，連日來反對派利用各種機會對人大釋法作出攻擊，先後拋出人大「無權釋法」、「不應釋法」、「釋法破壞司法獨立」等論點，意圖否定人大的釋法權、釋法正當性。然而，這些都是經不起推敲的錯誤觀點。人大常委會擁有無可質疑的釋法權力，而釋法本身亦不會對特區司法獨立造成破壞。在反「港獨」、維護「一國兩制」的大是大非問題上，人大釋法從根本意義上而言，是在幫助香港應對嚴峻的政治與法律挑戰。

　　過去一星期以來，反對派極力攻擊人大釋法。例如，公民黨的政客，以及一些團體如大律師公會等認為，釋法百害無一利，而如果法庭已展開司法程序又未終審完結前，人大常委會就議員問題釋法，是前所未有，她擔心會引起壞先例，雲雲。一些人從原則上否定釋法，一些人則從法律技術性角度否定，不論從哪個角度，我們且不論其背後的真正目的，但一個基本的共同點是，對「一國兩制」的嚴重錯誤理解。對此需要作出駁斥，以正視聽。

　　一，人大常委會「無權釋法」？

　　反對派諸如公民黨的一些「大狀政客」，以及一些反對派寫手，經常將此掛在嘴邊，他們不僅意圖否定人大常委會的釋法權，甚至要極力污名化。然而，只要對基本法稍有認識的人都可以看到當中的荒謬之處。

　　按照憲法與基本法的規定，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的所有條文都有權作出解釋，並非如反對派所言，僅僅限於涉及中央與特區關係的內容，而是對所有基本法條文都有權解釋。這一點，特區的各級法院都已有非常明確的共識。例如，在「劉港榕案」中，法官明確表明，人大常委會依據《基本法》第158條第1款而享有的基本法解釋權應該是「全面（general）而不受限制的（unlimited）」；又如在「莊豐源案」中，法官在判詞中指出：「常委會根據第158條第1款的規定對《基本法》作出解釋的權力是源自《憲法》，而這項權力是全面而不受限制的。」

　　由此可見，全國人大常委會可以依據特區終審法院的請求作出解釋，也可以按照有權提出解釋議案的機構的要求，對基本法作出解釋。甚至於，在一些特殊情況下，諸如1999年居港權案中，如果特區法院對基本法作出錯誤解釋，人大常委會可以重新解釋，一旦做出相關解釋，香港法院要以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為準。

　　二，人大常委會「不應釋法」？

　　有些反對派雖然認同人大常委會有釋法權，但卻認為「不論發生什麼事，都不應動用此項權力」。持這種觀點的人不少，但且不說在反「港獨」這種大是大非問題上沒有任何妥協的餘地，即便是從人大常委會的釋法權力而言，不應也不可能受到特區的約束。

　　例如，在「劉港榕案」一案，法院承認了全國人大在香港憲制架構中的凌駕性地位，在判詞中確認1999年釋法「有效且對香港所有法院具約束力」。2013年4月8日，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先生在出席一個公開活動時曾表示，根據《基本法》第158條，特區法院受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基本法條文的解釋所約束，即使解釋是荒謬或不公平，也需要跟從。對於全國人大常委會享有的最終和最高的解釋權而言，不宜質疑其是否公正和有無荒謬，誠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的一位大法官說過：「不是因為我的判決是正確的所以它才是終局的，恰恰相反，我的判決之所以是正確的，是因為它享有終局性。」這段話或許是理解全國人大常委會基本法解釋權及其解釋行為的一個很好的參考。（參見鄒平學教授文章）因此，人大常委會的釋法權不可能受特區主觀意願所約束。當然，在具體落實時，人大常委會會因應法律的需要而作出，回歸近二十年只有四次釋法，當中一次還是由終審法院主動提出，這足以說明問題。

　　三，人大常委會釋法「破壞司法獨立」？

　　反對派最常攻擊釋法的理由也在於此，將香港依據基本法所享有的司法終審權無限擴大，又將人大常委會的釋法權無限縮小，絲毫不考慮「一國兩制」的大原則問題。然而，一個最基本的事實是，人大釋法的權力是基本法規定的香港法治的構成部分，本身沒有任何「違法」之處，因此尊重香港法治就必須尊重人大釋法。更何況，此次所涉及的是「港獨」如此嚴重破壞「一國兩制」的問題，沒有任何妥協讓步的餘地。

　　反對派另一個質疑是，認為目前案件已經進入審訊階段，人大不應在此階段介入，否則會「開壞先例」。這種觀點看似正確，但同樣是錯誤的。因為，首先，人大常委會的「法階」高於特區法院，是國家最高權力機關，香港縱使是「一國兩制」，但涉及到主權以及中央與特區關係問題上，豈有上級法院必須聽命下級法院之理？其次，即便案件進入審訊階段，但目前只是高等法院，非終審法院，如果按反對派所言不能在現階段介入，那麼待到法院作出判決後再作出釋法，反對派同樣會攻擊「人大釋法不能推翻特區法院的判決」。因此，根本問題不在於「何時釋法」，而是反對派反對任何時候的人大釋法。以「進入審訊」為由反釋法，實際上是一種藉口，本質上是在否定人大釋法的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