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蕙禎與梁頌恆在立法會議員宣誓儀式上的「支那」言論，把我們帶進一場關於文明與價值的爭論中。日本全面挑起侵華戰爭後，用種族歧視語指稱中國，二戰結束後國際新秩序建立，普世價值形成，對文明秩序的追求，始終是人類一個極富挑戰和啟迪的深刻命題。

　　然而，在這兩人的語境中，歷史卻意外地倒帶了，歷史的傷疤被兩人再次揭開，他們試圖通過對文明的切割，來建構自己的論述話語。但是，無論是宣誓時的跋扈，或是事後的狡辯，他們的表現都像一個無賴。只是，他們使用了一種差劣的論證策略，來證明自己設定的一個偽命題，難以自圓其說。

　　輿論嘩然的背後，是對這兩位新世代所覆蓋的政治光譜的疑惑與不解。他們用行動詮釋了對文明如此出人意料的理解，讓人唏噓。更可怕的是對這種言論的附和、辯解甚至護航。有「泛民」議員事後以各式歪理或轉移視線的手法為他們開脫。而「支那」言論顯示出的對文明的扭曲和對普世價值的背棄，卻沒有被譴責和深究。

　　試圖尋找第三條道路的湯家驊日前表示，對兩位準議員的話語感到憤怒和痛心，斥「泛民」無道德勇氣於大是大非問題上「是其是，非其非」，如何代表港人爭福祉？

　　在政治光譜兩極化的當下，湯家驊道破了為「支那」言論辯護的語言偽術。毫無疑問，「支那」言論的反叛、破壞與暴力性質，直接挑釁了香港長久以來建立起的核心價值觀。正是香港普遍民眾「平和理性」的氣質，才成為社會的穩定力量，但如今，偏於政治光譜一隅的少數人，企圖打破文明的規則。這一場較量還沒有結束，或許才剛開始。

　　為其辯護的「泛民」議員，即便受過較好的教育，然而，在他們所作的「幽默」、「瓷器」論下，文明也不過只是一件作為道具的外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