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杭州G20峰會是首次在中國舉辦的G20峰會。G20峰會在2008-09年全球金融風暴後逐步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核心平台，在國際經濟復甦乏力、歐美「反全球化」聲浪漸起的今天，杭州G20被各國視作重振全球化、改善全球治理的重要機遇。筆者採訪了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政治系教授、G20專家John Kirton。Kirton是多倫多大學「G20研究中心」聯合負責人，長期針對G20和全球治理相關項目研究，著有《G20 Governance for a Globalized World》《China's G20 Leadership》等權威著作。

　　沈：在「G20研究中心」的評估中，你指出杭州G20峰會取得顯著成績，但並未取得國際社會急需的「歷史性成功」。哪些議題是今天國際社會亟待解決，而在杭州G20峰會上又未被足夠重視的？

　　Kirton：杭州峰會在幾個關鍵領域有缺陷：在全球氣候變化治理上，除中、美、法、韓等國，尚有不少國家並未有意迅速批准通過《巴黎氣候協定》，發達經濟體對化石燃料行業的補貼也並未如期終止。在全球健康問題上，儘管峰會對「抗生素耐藥性」問題予以關注，但忽視了對寨卡病毒等其他威脅全球健康的重要問題。對難民和移民問題的關注也不及以往。

　　沈：今次峰會上，「創新」是G20史上首次被強調的主題。各國（包括中國）對「創新發展」這一概念的呼籲行之有年，如何解讀全球治理過程中重提「創新」的意義？

　　Kirton：中國選擇「四個I」作為峰會主題，其中「創新」（innovation）被排在首位，這是非常令人振奮的舉措。將「創新」納為G20峰會主題確實是前所未有，而各國在促進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領域上着實應加強創新。G20峰會應產生一個更為行之有效的《創新增長藍圖》，尤其是強化創新增長在實踐、監督、修正等方面的制度性安排。

　　沈：「履行」（implementation）是你關注的重點。怎樣預測本次峰會成果的履行？G20應設立怎樣的機制促進政策執行？

　　Kirton：習近平在大會發言中強調了「履行」的重要性，並承諾中國將踐行承諾、承擔責任。本次峰會公報也以「凡所承諾，定將落實」作結。一種可能的強化政策執行力度的方式，是發揮既有機制的作用：「3年問責制」、「貿易部長會議制」和「貿易投資工作小組制」等。不過中國自身的問責制度顯然也需加強。G20需要更可靠的問責制度來保證設立的種種宏大目標得以落實。

　　發達國家反全球化現象

　　沈：發達國家內部逐漸高漲的貿易保護主義和反移民情緒是什麼因素導致？

　　Kirton：在全球範圍內，持續上升的貧富差距導致保護主義抬頭。全球化並沒使所有人受益——即便在發達經濟體內部，窮者愈窮、富者愈富，這讓大眾覺得貿易保護主義比自由開放的外貿政策更具吸引力。事實上，「讓全球化使每個人受益」正是G20的初衷。G20領袖急需嚴肅對待關於「減小貧富差距」的承諾。政府要追蹤跨國資本的稅務狀況，確保跨國公司繳納相應的稅款，同時加大對低收入者的支持度。聯合國的「可持續發展目標」也應受到重視並執行。

　　沈：不少評論認為今天公眾對「精英」和「建制」失去了信任。G20這一平台仍是某種「精英治理」模式，如何在一般公眾中贏得合法性與認受性？

　　Kirton：要贏得公眾的信任，G20領袖要確保峰會上做出的承諾是反映「人民」而非「少數精英」的利益，同時必須對承諾負責。在很大程度上他們確實做到了。根據最新的G20研究中心年度報告，G20成員國對去年土耳其安卡拉峰會上的承諾，履行程度達到77%。2008年來，G20承諾的整體履行程度大約是73%。但在一些關鍵議題上，G20成員國的承諾與政策落實存在落差，化石燃料補貼問題就是一例。G20可通過其他途徑使領袖對承諾負責，如將各種有助履行承諾的問責機制和辦法納入領導人公報本身。

　　沈：有分析指，目前以「新自由主義」為指導思想的經濟全球化，大大壓縮了國家自主政策空間，削弱了本土身份認同。全球治理應如何回應這一問題？你是否認同「全球化需與各國自主性做出互相讓步」？

　　Kirton：強勢的國家對「在多大程度上參與全球化」仍有一定選擇權，如英國退歐決定或美國社會對全球化的失望情緒等。不過，即便是這些民主強國，在全球化面前的議價能力（bargaining power）也是有限的。各國已經通過技術、貿易、氣候問題等深深聯繫在一起，這一趨勢並不易扭轉。尤其是，新興經濟體正寄望於通過全球化來減少貧困、與世界互通，並實現其他可持續發展目標。此外，隨着全球化深入，各國的脆弱程度走向趨同，意味着面對「共同的威脅」（如氣候變化、食品安全、恐怖主義和貧困）時，各國將承擔「共享的責任」。因此，各國或者合作抵禦共同的威脅，或者將承受更糟糕的結果，別無他法。

　　中國領導力的三個基礎

　　沈：今天中國堅持支持全球化發展，然而在歐美社會中，不少人擔憂中國利用全球化擴張影響力，搶走本地社會的就業崗位。這是否有根據？中國應如何避免引發類似的擔憂甚至指摘？

　　Kirton：這些擔憂其實是對中國的誤解。對今天的全球經濟開放和增長而言，中國是最大、最急需的動力來源。中國的強勢基於其相對穩定的外匯儲備和國內金融市場。一年多以前中國股市的劇烈震盪已經過去（當時中國正經歷國內外金融制度自由化的轉型）。以中國目前在世界數一數二的經濟體量，6.7%的GDP年增長率帶給世界經濟的益處將更多。當然，中國經濟發展並非毫無隱憂，房產市場泡沫就是一例。各國應密切關注中國經濟形勢及風險，同時也應承認並促進中國作為世界經濟增長強大引擎的地位。

　　沈：有分析認為中國試圖「另起爐灶」，領導新的區域合作機制與美國主導的既有全球經濟管理機制競爭。你如何看兩者的關係？

　　Kirton：今天全球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資金缺口高達數萬億，私人投資者因缺乏信心不敢投入，發達國家財政資源在World Bank等機構主導下亦未能有效投入。因此，任何新的針對基礎設施建設領域的多邊投資機制都是值得歡迎的，尤其是針對新興經濟體和欠發達地區的，如中國最近提出的種種倡議。若這些機構能開闢新途徑，讓資金更快流入計劃項目，將取得更好的成效。

　　沈：對「中國模式是否可持續」，各界一直有爭議。中國在參與全球治理過程中應特別注重哪些議題？

　　Kirton：如我在《China's G20 Leadership》中指出的，中國關注的議題已從純經濟擴展至其他關鍵領域。2014年，習近平與奧巴馬在參與澳洲布里斯班G20峰會時，就力主討論全球氣候變化問題。今年杭州峰會中美兩國也就簽署《巴黎氣候協定》做出表率。中國應更加注重氣候變化和可持續發展議題，確保「綠色增長」的優先級。

　　沈：中國對全球治理的實質性貢獻是什麼？在多大程度上中國未來可成為規則制定者？

　　Kirton：中國始終展現出制度、政策等方面的領導力，可分為三個時期：1999-2009年，中國在「危機應對」領域扮演了G20核心角色，2010-2013年中國又致力於「危機預防」，2013年至今中國在「促進更廣泛的全球治理」上發揮了關鍵作用。一直以來，中國注重漸進式改革，避免單邊主義，圍繞各項議題與不同國家達成共識，並有意願針對共識進行自我微調。今天，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領導力是以其國內社會高度的凝聚力、習近平政府豐富的國際事務經驗和「將G20作為全球治理優先平台」的理念為基礎的。

　　本文由香港國際關係研究協會沈旭暉策劃，黃思為筆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