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節從媒體報道得知，加大拿菲沙研究所再度評選香港為「全球最自由經濟體」，香港在五大指標中的「政府規模」「監管」及「國際貿易自由」方面繼續居於前列，得分更是過去五年最高。換言之，香港政府在發展市場經濟中的表現是極其出色的，因為一個「好的市場經濟」一定是與有限政府和責任政府相聯繫的。但是，我們切不可盲目樂觀，今天擺正了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不等於今後關係就一直擺正了，政府一旦不小心或不自覺地出現「越位」「缺位」「錯位」，那就可能丟失第一位的位置。

　　用好市場和政府「兩隻手」

　　為了確保香港實踐市場經濟一路走好，更有自覺性，就要謙虛好學，學然而知不足。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三中全會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修改為起決定性作用，雖然只有兩字之差，但對市場作用是一個全新的定位。「決定性作用」和「基礎性作用」這兩個定位是前後銜接、繼承發展的。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機統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開來、對立起來，既不能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取代甚至否定政府作用，也不能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取代甚至否定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

　　筆者認為，這個新定位，市場和政府「兩隻手」都要用好，首先要特區政府和特首弄懂弄通，一切治港者包括立法會全體議員也必須學明白、知其所以然，否則你憑什麼去向政府出「好的市場經濟」點子，怎麼樣有理有據地監督政府呢？立法者莫名其妙，執法者一竅不通，香港能保得住「最自由經濟體」嗎？能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嗎？試想，市場經濟搞不好，社會和諧搞不好，港人都喝西北風，議員們每月優厚的俸祿能從天上掉下來？　　　　　　

　　頗有意思的是，特首梁振英在筆者讀到那鼓舞人心的新聞報道後不久，當日就電郵來篇言簡意賅的網誌，他也對「顯示國際社會對香港經濟自由度的肯定」十分欣喜，欣喜之餘他在想什麼呢？「沒有經濟發展，就不可能改善民生。除了發展，我們亦要關注成果的分配，讓我們的基層和中產市民可以分享到經濟發展的好處。」　　　　　　

　　這使筆者油然想起了五一前夕讀到幾則不好的消息，涉及到「中產市民」面臨的壓力，反映社會「夾心階層」存在的困境確確實實！《港屋租「高水準」，中產最慘》《62%中產死頂壓力瀕爆煲》……須知香港早前成為亞洲「四小龍」，社會已由高收入者很少、低收入者很多的「金字塔形」，蛻變為中等收入為主體、高低收入者佔少數的「橄欖形」。照理說，中產階層崛起，成了中產社會，相對來說社會就會穩定和諧。但本港一小撮反中亂港分子搞「佔中」；剛剛結束的新一屆立法會選舉，不甘失敗的一小撮人又搞「雷動計劃」。建制派議席依然保持着關鍵多數，也證明了香港社會以中產市民為主體呈「橄欖形」的社會結構，是相對穩定難以作亂變天的。

　　中產是「核心民意」

　　但是，也不能粗心大意。本港中產尊法制、貢獻大、納稅多，又是「沉默的大多數」，但就可對其不理不睬、不聞不問嗎？正是由於回歸後對中產這個佔多數的階層沒有做好工作、沒有耐心溝通、沒有積極團結，所以選舉的「六四定律」老是破不了。金融風暴後出現「負資產」，互聯網興起，傳統媒體人呈現「歇業潮」，諸如此類的影響中產生計的問題，政府並沒有急其所急的政策傾斜。那麼，他們怎會積極擁護特區政府以法施政，點讚特首呢！　　　　

　　梁振英的網誌，如今傳遞來了一個悅耳動聽的聲音。他破天荒地把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具體落實到關注經濟成果的分配上來，十分明確地說「讓我們的基層和中產市民可以分享到經濟發展的好處」。這裏要強調一下，不要將中產社會裏的中等收入者標籤為什麼「中間派」或「中間力量」，他們其實是最真實的「核心主體」，他們所代表的意見和願望是「主體民意」。因此，切實關心、關注、關懷好這個主體民意，不論是發展經濟、促進社會和諧，還是發揚民主、以法施政，都會得到更有力、更實在的保證。

　　處理好兩頭尖、中間大的欖橄型社會的分配共用問題，習近平主席也談及需要用好「兩隻手」。他說，「不能離開生產力水準開空頭支票，盲目吊高胃口……效率和公平有分工的不同，實現途徑也有所不同。初次分配應當注重效率，發揮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二次分配應注意公平，發揮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的作用」。值得香港深思。

香港滬港文化交流協會創會會長、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