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界土地問題是香港今後影響重大深遠的政治與發展課題。

　　一是香港人口在近年逐步北移新界。這本來是一個地產價格推動的城市人口郊區化的長期過程。但近十多年，人口增加與地價、房價急升，更加速了這個過程，由此而產生了對原來未開發或未可供城市住房用途的土地轉變用途、重新利用的問題。也因此與原來的鄉村居民與土地業權產生出拆遷的問題。

　　二是在中英談判時，新界原居民的利益被政治化，演變成世襲特權（僅屬男丁，女丁被排除在外，更凸顯其封建特權性質），經基本法固定和法律化起來。於是，世襲男丁建丁屋的特權，構成了新界土地規劃的結構性限制，且僵化起來，妨礙用其他房屋政策來解決的途徑。在新界原有的土地業權方面，這麼多年來也出現土地兼併。原居民地主兼併土地，在鄉事委員會任職的，會更清楚政府的規劃政策，土地兼併於是多了針對性的目標。而市區的地產商亦進駐新界，兼併農地來增添他們未來可用的土地儲備。

　　於是，當政府扭轉曾蔭權壓抑土地開發和房屋擴展的政策後，開始找地建屋，這兩個矛盾便凸顯出來，且糾纏在一起，將問題惡化。在這個中間，新界人口新增已構成基本服務不足，原居民與新增人口同樣面對生活條件惡化的挑戰。梁振英政府現時才開始有限度地進行規劃改善，但遠水救不了近火。這又形成原居民與新增人口的衝突。政府要解決土地開發新建房屋，至少要多建道路，也更增添對土地徵佔和拆遷補償的問題。曾蔭權解決菜園村造成一個惡劣的先例。上述矛盾交雜，還加上外來環保政治，乃至僅追求政府擴大補償利益的群體介入，新界土地問題便錯綜複雜，動彈不得。

　　現屆政府沒有良策，也不敢得罪各方利益，特別是原居民與建制派政黨在地方上結合起來的勢力。應對之策只是退避，專擇弱勢群體開刀，也不敢公開，希望拖過便算。橫洲公屋建屋計劃由一萬七千單位退至第一期的四千單位，便是例子。不堅持政策原則，重中之重的公屋政策也可在困難面前捨棄妥協。

　　現時橫洲公屋興建計劃已變成倒梁的政治化舉措，掩蓋和混淆原來的土地與發展問題。我擔心特區政府不懂處理。當前應對不了政治化的挑戰，更會根本上進一步迴避問題，藉口政治化的要求，不是胡亂妥協。例如重新確定一萬七千單位的規劃，卻全無落實的意願和認真的規劃措施，把一切推卸給下屆特首，這樣拖延下去是官僚政客的慣用手法，卻對香港今後發展不利。新界人口只會進一步增長，橫洲公屋計劃還有多年才完成，以特區政府近年的慣例，必然延遲。由此引發的問題卻未必待公屋建成入住才會出現，當前新界的交通已趨惡化。政府毫無良策，如元朗等新市鎮由基建服務不足帶來的社會與政治問題（元朗反水貨客問題只是其中一個表現）也正惡化。而土地問題不大刀闊斧地解決，新界發展也必然受阻，由此而影響香港整體城市的發展。

　　特區政府用百億千億元建橋修路來填填補補，徒益了工程公司及有關方面的利益，卻無助交通運輸、城市生活與社會生態的改善。香港說要成為可持續發展、宜居的城市，但不能只喊口號，不幹實事。

　　香港珠海學院一帶一路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