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過9月4日的激烈選戰，香港第六屆立法會已合法產生。青年本土派以「佔中」遺產、青年形象和清晰的本土化綱領，取得重要的政治突破，擠佔了建制派和傳統泛民主派的政治空間，成為立法會的新興政治力量。這些出生於回歸前後，成長於內地香港兩地對抗深化時期，薰陶於第四波民主化理念與浪潮中的青年世代，對「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的認知和認同，與其父母一輩及傳統「泛民」存在很大差異。他們大體接受「本土自決」理念和激進暴力取向，其順利當選可能構成對香港管治基礎的憲制性挑戰。
如何從法律及政治上加以研判及應對，挑戰巨大，前景並不樂觀。
選舉民主的特殊反映
在一個常態民主社會，憲法和選舉法保障不同政黨和參選人的公平競爭權利，民主選舉過程就成為將不同政治力量合比例地反映到議會中的動態過程。這是選舉民主的反映美學。在對基本憲制存在共識的前提下，民主選舉的重心在於政策競爭而不是憲制競爭，比如美國的選舉就不涉及對憲制的批判或顛覆，即便是特朗普也主要是從公共政策層面提出新的政綱。然而，香港此次立法會選舉卻發生於不同的政治語境之中：一方面，選舉與「港獨」議題相捆綁，各方參選人尤其是青年本土派並無關於基本法的忠誠共識，其政治目標並不在於政策競爭，而在於憲制競爭；另一方面，特區政府乃至中央明確意識到「港獨」參選的憲制性危害，但確認書的護憲措施未能亦不可能完全攔截「港獨」，其資格審查裁量的標準不一，也埋下了選舉呈請和司法覆核的法律隱患。
確認書本身是正確的但似乎未能凝聚起本次選舉的共識，例如：其一，部分攔截、部分入閘的結果，反而使得青年本土派更為團結和悲情配票，加大其當選機率；其二，青年本土派因確認書攔截而一分為二，更有聲望的本土派如梁天琦、陳浩天等在外領導青年社運，入閘的青年本土骨幹在立法會展開「拉布」並嘗試挑起「港獨」議題，便利青年本土派更好地組織和利用立法會的體制內資源，及青年社運的社會資源；其三，確認書使得香港民意對青年本土派有一定同情加分，在選舉中造成負面指引。如今，特區政府直接面對青年「港獨」議員和青年分離運動，其所深切憂慮的管治惡化前景將逐步呈現。
選舉期間未能結構性扭轉或扭曲選舉過程對香港政治生態變遷的正態反映。此次立法會選舉是「佔中」之後、「港獨」萌芽蔓延期大體按照基本法和香港選舉法律進行的一場常規選戰。根據民主選舉規律，社運成果一定會在正常的選舉政治中體現，因此選舉結果在大的結構上並非出人意料。從結果來看，建制派勉強及格，守住基本盤，略有失分；傳統泛民完成新老更替，舊式民主綱領及其路線面臨系統修正壓力；「雷動計劃」、棄保策略及日益普及的本土價值觀，共同支持青年本土派上位，其新銳迭出，政治聲望與發展前景不可低估。
香港政治的新版地圖
香港政治光譜在2015年中的政改失敗後，曾有出現「中間路線」或「第三條道路」的曙光與契機。這種中間路線也是體制內外長期鍾情和期待的香港政治理想圖景，即弱化傳統的建制、「泛民」二分法，培育日益厚實的中間理性力量，期待「忠誠反對派」的出現。湯家驊、狄志遠等即為代表。這反映了香港中產階級面對二元對立政治和分裂社會的政治思考、理想與具體行動，試圖以中間論述彌合二元分歧，消除或有效管理香港政治的極化取向，治療和重建社會對「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的憲制性共識，形成制衡傳統建制、遏阻本土激進派的廣泛政治聯盟。
政改闖關時，體制內外曾寄希望於溫和理性之「泛民」議員的臨門反轉。政改失敗後亦有期待其發展壯大。然而，他們不可能是「佔中」遺產的繼承者，不可能是本土路線的領路人，而主要是一種「中產階級理性」，有鍾情對話式的政治浪漫派取向，無決絕戰鬥的政治意識與意志。中間路線在區議會選舉、新界東補選、立法會選舉中一路弱勢。
在中間路線式微的條件下，香港的選後政治就出現了新版地圖，面臨着一種「三國殺」的複雜局面：
其一是勉強守住基本盤的建制派。其政治梯隊配置、組織紀律協調、公共辯論技巧與政策思考能力未能更新升級，導致其在普通議案（過半數）上無法有效、團結地反「拉布」、配合行政及引導理性的審議文化，而在重大議案（三分之二）上更不可能推動及佔優。建制派政治中的民意動員網絡化與青年化、特首與議員間的管治聯盟以及政治人才培養等老問題依然糾纏不清，需要引入反思和革新。建制派議員雖數量眾多，單兵政治素養與公眾影響力相對滯後，這是香港民主政治的一個軟肋。
其二是反對派中的傳統「泛民」。其以民主黨和公民黨為代表，雖仍然掌握立法會相當數量議席及代表反對派精英政治，但其具體政治立場和綱領，在和青年本土派整合與競爭時存在弱勢，其在反對派內的領導權勢必遭到削弱，而且需要區別對待建制派和青年本土派，有時固然需要與本土派合流對抗建制派，有時也需要超越反對派簡單立場，而與建制派共同遏制青年本土派的過強擴展和激進化。傳統「泛民」最關心的選後議題是「重啟政改」，但這未必成為反對派陣營唯一感興趣的共識性議題。
其三是青年本土派。這一派是「佔中」遺產的最大受益者，是本土價值觀的擔綱者，是立法會選舉的大贏家，是分離「港獨」取向的生力軍。青年本土派將目前所從事的選舉工程與本土運動，理解為一場以青年為主體的「再造香港」的制憲準備。青年本土派與建制派基本沒有合作空間與可能性，與傳統「泛民」則保持着民主價值和本土意識上的共用與重疊，但在嚴格的「港獨」議題上存在分歧，並對傳統「泛民」的民主立場與社運路線持批判性修正態度。青年本土派最關心的選後議題，很可能不是所謂的「重啟政改」，而是「本土自決」。
香港管治的艱難時刻
青年本土派以「本土自決」的政治色彩擠入香港公共政治空間，大幅度拉開了香港政治光譜的長度，使香港政治生態的平衡點朝着本土立場急劇轉型。
可以預期的是，香港的管治困難將呈現為：第一，立法會內的青年本土派以「勇武拉布」和「本土自決議題」，結構性改變立法會內的議事習慣與政治構成，推動立法會由政策競爭轉向憲制競爭，而立法會內對政府管治政策的質詢與監督頻率和強度將極大提升，對政府施政措施和議案進行更強的狙擊，惡化行政立法關係；第二，青年本土派議員與外部的青年社運更加密切互動，不排除模仿台灣「太陽花學運」而發生內外互動的「佔領立法會」現象，由此形成要求「本土自決」的更強的政治壓力；第三，香港司法延續「佔中」判決、旺角判決的權利法理學與輕判取向，放任香港社運的激進化和管治情勢的惡化；第四，香港本地管治呈現癱瘓的立法會、孤立的特首與封閉自為的公務員系統、放任的司法之政治病理現象，基本法設計及中央高度依賴的「行政主導」出現制度性失能，導致誰當特首都無法解決問題。
有人認為「重啟政改」實現普選是解套法，但這並非與青年本土派的共識。
此外，中央和特區政府面對原來的「青年教育問題」所演變成的「青年政治問題」，是一次新的政治挑戰與課題，也需要保持聚焦研究、接觸、吸納，並形成周全的政治、法律系列化對策。青年本土派在慶幸與慶祝之際，其如何穩健生存於「一國兩制」與基本法下的香港政治空間，持續獲得選民支持並對香港政治重建與經濟升級做出正面貢獻，走向政治成熟，也是重大挑戰。畢竟，香港「獨立」不可能是可欲選項，而既往在社運管道裏的單純反對與批判思維，不可能完全照搬到立法會的體制內管道。
立法會選舉將開啟香港政治的「泛本土化時代」，但也是一個與「一國兩制」和基本法重新系統性整合的時代。分歧的根源是不認同，鬥爭的動機是抗命衝動，對於青年本土派而言，其政治上的成長成熟剛剛開始，但香港禍福繫之甚深。「一國兩制」是一個動態的憲制框架，需要不同世代的參與和重新共識化，青年本土派的崛起提出了基本法的「代際約束難題」，要有充足的憲制智慧、程式和耐心加以化解，鄧小平的「下代人智慧」洞見於此。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研院副教授，「一國兩制」法律研究中心（籌）執行主任，法學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