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區政府依法阻止鼓吹「港獨」的人士取得第六屆立法會候選人資格，這是遏制香港政治基本矛盾惡化的題中應有之義。

　　然而，即使主張「港獨」人士進不了新一屆立法會，不等於他們在香港銷聲匿跡。相反，他們會在社會上與可能成為立法會議員的「本土派」人士桴鼓相應，把「香港自決」與「港獨」進一步勾連。何況，遏止「港獨」只是解決香港政治基本矛盾的任務之一；即使「港獨」勢力消退，香港政治基本矛盾依然存在。

　　政治與社會矛盾相互糾纏

　　香港政治基本矛盾自上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開始暴露，始作俑者是倫敦在1984年宣布向香港引入代議政制、以「還政於民」對付香港回歸。如今，這一政治矛盾不僅越演越烈，而且，與香港愈益惡化的社會矛盾相糾纏。

　　長期以來，香港社會呈分層結構─有階層差異而階級分野模糊，不少香港居民既受僱於人也自做老闆，開設公司易如家常，且有生意可做。但是，近20多年來，經濟轉型蹉跎，貧富差距擴大，社會向上流動停滯而向下流動寬鬆，不僅自做生意難，而且受僱於人不易。社會分層結構扁平化的結果是，階級對立愈益尖銳。

　　近5年來，香港政治基本矛盾與社會階級對立相互推動形成惡性循環，使第四屆政府管治和施政十分艱難，也向政治團體提出嚴肅挑戰。

　　在業已展開的第六屆立法會競選中，不僅建制派政治團體，甚至傳統反對派政治團體，都以有所不同的措辭強調參選是「為香港」。但是，如何「為香港」則南轅北轍。前者強調貫徹「一國兩制」，後者認為必須強化「香港自主」，有的甚至認同「本土激進分離勢力」主張的「香港自決」。鬥爭焦點依然是香港管治權，此所以反對派以「ABC」（Anyone But CY Leung）為幌子，企圖趁機為其心目中的代表爭奪下任行政長官造勢，而建制派大多數堅持區分立法會競選與行政長官競選。

　　政治團體不能空談「為香港」，而是必須為解決香港政治矛盾和社會矛盾提出切實可行的解決方案。

　　在2015年6月關於普選行政長官的政制發展受挫後，傳統反對派分裂出一些人，分別組成兩個新政治團體──民主思路和新思維，探求香港政治「第三條路」亦即「中間路線」。這些人的用心不可謂不良苦，但是，缺乏清晰的政治理念來為自己定位，也缺乏堅毅的政治品格來為自己造型。7月22日，新思維兩名副主席聯同3名執行委員和5名黨員共10人宣布退黨，便是不可忽視的例證。凡是讀過筆者文章者均知道，我是不相信在兩大對抗政治陣營之間有所謂「中間派」和「第三條路」的空間。「為香港」，只能堅持全面準確理解「一國兩制」和基本法，與時俱進地推進「一國兩制」。

　　問題的複雜性在於，對待香港政治基本矛盾是站在同一陣線的政治團體，卻不能在對待香港社會矛盾上採取共同立場。傳統反對派亦稱「泛民主派」，除了在「拒中抗共」鼓吹「真普選」上一致外，在社會議題上存在着分歧。在建制派中，工聯會既堅持愛國愛港又維護勞工利益，自由黨、經民聯等則代表老闆利益。

　　強化「為香港」理論基礎建設

　　目前的情勢是，傳統反對派內部即使在社會議題上有不同意見，但服從他們在政治問題上的共同立場。最新例證是，第五屆立法會最後階段審議政府提交的《2016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醫學界立法會議員梁家騮「一夫當關」，以不斷製造「流會」和「拉布」將其拖死，反對派其他議員即使有微言卻未加阻止。相比較，在「標準工時」和「強積金對沖」議題上，建制派中間的工聯會與自由黨、經民聯等至今不能取得共識，這是一個必須正視和解決的問題。

　　7月23日，香港中文大學全球政經碩士課程導師袁彌昌在《明報》「觀點」版發表《全面的「第三條路」才剛開始》稱：「去年所謂『中間派』或政治的『第三路線』在港冒起之際，正值政改失敗、社會嚴重分化、陸港互信跌至新低，因此只能實踐局部、純政治性的『第三條路』──成為建制派與泛民主派之間的『中間派』，藉此修補裂痕、另覓出路。然而，眾多證據均顯示，香港的深層次矛盾實非純政治性，乃具政治經濟一體兩面，兩者緊密相連、難以分割，非得以一整套的政經主張與實踐來解決不可──踐行一條更全面完整的政經『第三條路』勢在必行。」

　　袁彌昌的意圖是好的，但是，現實可行性存疑。從傳統反對派分裂出來的一小部分人不可能開拓香港政治「第三條路」，而建制派無法調和階級對立，試問：誰具有既調和政治矛盾又調和社會矛盾的能力？

　　筆者如此說不等於對香港前途表示悲觀，而是希望香港社會各界解放思想，為解決香港面對的政治矛盾和社會矛盾另闢蹊徑。愛國愛港中堅力量需要加強「為香港」的理論建設，只有以深刻的理論為基礎，才能提出具號召力的公共政策主張和競選口號。

　　資深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