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八駿
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踐「一國兩制」19周年，與英國公投決定脫離歐盟，在時間上是巧合。前者早在1997年7月1日，中國政府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時就被規定了，而後者則完全取決於新世紀以來，歐盟、英國和全球經濟政治社會多重矛盾急劇演變。
在人類歷史上，常有兩個甚至多個沒有直接因果關係的事件，卻不期然同時發生；既然它們同時發生了，就產生「風雲際會」的相互影響。
分析英國公投脫歐對於香港實踐「一國兩制」的影響，需要先明白前者所具有的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西方國家政治惡化
英國舉行脫歐或留歐的公投，誠然是英國首相卡梅倫的個人決定，卻有着不以任何個人意願為依歸的客觀原因。即使沒有今年6月23日公投，在可預見的將來，英國必須就脫歐或留歐做一了斷。
英國公投結果決定脫歐，不僅反映英國與歐盟存在深刻矛盾，以及英國內部不同地區、不同年齡、不同階層存在嚴重對立，也不只是折射西方政治經濟社會制度正陷於全面深刻的危機，及全球經濟政治格局正發生全面深刻調整；而是在可預見的未來，將觸發大不列顛與北愛爾蘭聯合王國解體，導致歐盟、歐元區「多米諾骨牌效應」而收縮，並將推動西方政治經濟社會制度轉型，推動全球經濟政治格局朝著與主要經濟體，尤其是與若干大國實力消長相一致的方向調整。
西方各國政府、精英階層和主流媒體，對於英國公投結果普遍預期錯誤。「痛定思痛」，西方不少評論不約而同地指向這一事件的全球意義。6月26日，美國《外交政策》雜誌發表斯蒂芬．瓦特（Stephen M. Walt）題為《自由世界秩序的瓦解》（The Collapse of the Liberal World Order）的評論，稱：「世界進入了一個曾經生氣勃勃的民主卻已變得脆弱的時期，目前，亟需為其找出原因。」同一天，《福布斯》刊載米高．利登（Michael Ledeen）的評論《脫歐不是英國的一次革命而是全球叛亂的一部分》（Brexit Is Not A British Revolution; It's Part Of A Global Revolt），認為英國發生的與美國及其他西方一些國家正發生的，都屬於人類從「冷戰」時期兩極世界，向着一個尚需創建和制度化的結構的過渡。
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西方世界沉浸於「人類歷史終結」於西方經濟政治制度的歡悅。但是，20年後，西方經濟制度不僅使人類面臨又一次「大蕭條」的危機，而且導致西方發達國家內部嚴重階級對立，貧富差距擴大被西方經濟學家認為是西方經濟制度的本質特徵。與此同時，西方民主政治（democracy）惡化為「否決政治」（vetocracy），西方發達國家普遍由「政治癱瘓」（political paralysis）惡化為「政治瘋狂」（political crazy）。英國公投脫歐，美國總統大選和其他一些西方國家極右和極左政治勢力冒起，是當前西方經濟政治制度陷入空前危機的「集大成」。
香港曾經被英國管治長逾一個半世紀。九七平穩過渡使香港特別行政區頗大程度與九七前港英管治的香港接軌。英國和西方經濟政治制度陷於空前危機而苦無出路，對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總結實踐「一國兩制」19年的經驗，具有重要啟迪。
「一國兩制」與時俱進
5月1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張德江在香港社會各界歡迎晚宴上說：「『一國兩制』實踐沒有任何先例可循，各方面的制度和體制機制尚需完善。一些深層次矛盾總是要經過一段時間才會逐漸地顯露出來，這有其客觀必然性。」
香港社會對於張德江委員長的這一論斷是普遍認同的，但是，相當一部分人包括一些重要政治團體、政治人物卻一直認為，香港未能實行類似西方的政黨輪替選舉制度，行政長官缺乏政黨支持又非普選產生，是特區政府管治和施政愈益困難的制度性原因。
英國是近現代西方民主政治制度的創始國，西方各國以及一些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所引進的民主政制，其濫觴均為英國。倫敦在1984年宣布在香港引入西方代議制度，欲以「還政於民」（即親英國親西方的港人治港）來抗衡「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其自信源於西方民主政治長期運作正常。
迄至2015年6月，反對派悍然否決特區政府關於普選行政長官的議案。30年來，香港不少居民一貫信仰西方政治制度和政治理念。即使近幾年西方政治已陷於「癱瘓」，民主政治已惡化為「否決政治」，他們仍以為那是西方民主政治暫時的現象。
英國公投脫歐，對於迷信西方民主政治、依戀舊殖民者的香港居民是當頭棒喝！今年以來西方政治制度惡化加劇。在美國，極右的特朗普和極左的桑德斯幾乎主導新一任總統競選。在英國公投脫歐前，特朗普已對希拉里構成真實威脅。在英國公投脫歐後，特朗普入主白宮的概率，升至與希拉里的不相伯仲。特朗普如果當選，將造成西方政治制度的空前地震。
「一國兩制」繼續實踐固然必須保持初心、耐心和信心，也必須與時俱進，勇於和善於應對全球巨變。
資深評論員，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