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當發生大規模恐襲事件，情治部門便成為千夫所指的對象。此次奧蘭多槍擊案亦同樣。兇嫌馬丁身份確定後，FBI很快便發現其曾兩次被約談和調查，一次是二○一三年，因其對同事作出過激評論而被懷疑涉恐，一次是二○一四年，其被懷疑可能與一名美籍自殺式襲擊者有關。兩次約談均查無實證，不了了之，情治部門也因此再次背上防範不力的黑鍋。

　　假如時光可以回溯，奧蘭多慘案也許可以避免。假如基於兩次調查的判斷，FBI及時將馬丁列入監控「黑名單」，馬丁斷無犯案的機會。假如對馬丁行動加以適當約束，吊銷持槍執照，案犯不可能順利獲取槍支彈藥，即使犯案，也不會造成五十死、五十三傷這樣慘烈的結果……但對於已經發生的槍擊慘案，這一切均為時已晚。FBI、中情局作為反恐職能部門，確未盡到職責，確有工作疏失。

　　但把這一切都歸咎於情治部門也有失公平。如果沒有槍擊慘案的發生，人們可能永遠不會知道情治部門對恐嫌採取了預防措施，也永遠不會知道由於情治部門的行動，避免了一場震驚世界的恐襲行動。類似情況是中情局、FBI常態工作，破獲的恐襲案件可能不勝枚舉，但由於沒發生，也就沒人關心。人們有興趣的是那些已經發生並造成重大後果的恐襲，也往往據此評價情治部門工作是否到位。

　　情治部門何嘗不想提高情報獲取能力，把一切恐怖行動消滅在萌芽之中。但其提高能力的同時卻遭遇人權、法律、理念等等諸多掣肘，令其行動寸步難行。近年來廣受關注的「監控門」、關塔那摩虐囚事件、網絡巨頭軟件設計中的「後門」之爭等等，莫不都與職能反恐部門的行動有關。而相對於偶發性的恐怖襲擊，社會多選擇法律至上、人權自由、保護私隱的道義高地，在安全與自由的天平上，民眾明顯傾向於後者。這便是社會現實，也是情治部門的尷尬。

　　但令情治部門尷尬的還遠不止這些。近年來，國際恐怖主義已完成傳統向新型的轉化：從組織形式上，新型恐怖主義是機動靈活的小股游擊隊及具個人色彩「孤狼」；從人員構成上，由過去的極端伊斯蘭群體，轉變為新移民和白人；從襲擊地域上，也從域外國家轉向西方本土。情治部門工作方向、方式的調整，顯然未能跟上飛速變化了的反恐現實。

　　反恐是一場不對稱戰爭。「百密」之中尚有「一疏」，更何況FBI織就的「反恐網」遠未達到「百密」的理想狀態。一方面，新型恐怖主義具有複雜性、偶發性，更難防範打擊；另一方面，職能反恐部門應對乏力，情報獲取能力日漸下降。這正是現代反恐的現實，也是情治部門的最大尷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