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反對派不斷炒作所謂的「重開公民廣場」的話題，更利用特首與候任特首的不同意見、建制派內部不同聲音來大作文章。顯而易見，眼下所討論的已非是否開放政府總部空地的問題，而是陷入反對派所設下的政治圈套當中。有三個問題必須弄清楚：首先，從不存在所謂的「公民廣場」，有的只是政府總部「東翼空地」；其次，從不存在所謂的「沒有表達意見空間」的問題，有的只是反對派為日後違法作提前鋪墊的問題；最後，從不存在所謂的「與民為敵」問題，有的只是守法與違法的問題。建制派固然要認清問題，不宜被反對派牽着鼻子走，香港社會亦應當認識到，反對派至今沒有人承諾「不再違法衝擊」，這就意味着未來極可能出現類似或更嚴重的衝擊事件。畢竟，眼下的短暫「平靜」局面，底下蘊含着下一波劇烈衝突的可能。

　　應當承認，在特首選舉結束後，香港社會出現近年罕見的「和解」氣氛，早前民主黨提出「特赦論」即是這一情況的例子，它背後反映的是社會對政治爭鬥的極度厭倦，希望改變過去對立的局面。因此，當有人提出要「重開公民廣場」的時候，便很容易得到認可與支持。然而，問題卻不在於「重開」，而在於社會是否容忍暴力違法。

　　首先，必須認清一點，從來就沒有「公民廣場」，從一般市民所理解的，當前所討論的是應否重新開放政府總部東冀的一塊空地。有人認為可能只是名稱的不同叫法而已，或許不必太過強求。然而，這並非「白馬非馬」式的辯論，而是能不能陷入反對派所下的一個政府話語陷阱的問題。所謂的「公民廣場」是2014年「新界東北撥款」以及「佔中」期間盛行的一個用詞，它本身包含了將「違法合理化」、「暴力正義化」的政治語境。先不論最終討論的結果如何，在整個討論的過程中，所有建制派就已等同認可反對派的政治話語陳述。更重要一點，反對派一直以來試圖替「佔中」「正名」，而眼下的「重開公民廣場」爭論，就是這種「正名」的一部分。而「佔中」又恰恰是香港所有亂象的其中一個根源，重開會否等同於認同「佔中」？這是值得深思的問題。

　　其次，反對派除了不斷替所謂的「公民廣場」「合理化」，更是在不斷渲染一個極其錯誤的觀點，即「不開放公民廣場，市民就沒有意見表達的空間與機會」。然而，這是事實嗎？現在根本不存在任何「沒有空間去表達意見」，不論是政府總部還是立法會，都有充足的地點去讓持不同意見的市民去表達。市民往往可以從電視新聞上看到，反對派政客向特首梁振英遞交意見書，這就是一個證明。

　　如果不是沒有表達意見的空間，那麼反對派為什麼如此着意要「重開」？這就是整個討論的核心，反對派實際上是在尋求一個對特區政府具有壓制性、威懾性的政治對抗平台與空間。其所尋求的、主張的、極力要求實現的，是為下一次可能出現的大規模對抗做好必要的準備。事實上，眾所周知，沒有反對派衝擊政府總部東翼空地，也就不會演變成次日的大規模「佔中」發生。只要「東翼空地」一日保持正常安保，則「暴力衝擊」一日就不可能輕易出現，而反對派也就缺乏必要的政治「抓手」、缺乏必要的煽動青年、鼓動示威者暴力行動的平台。

　　最後，必須要清楚指出，現在根本不存在所謂的「不重開就是與民為敵」的問題。「東翼空地」的開放與否，是出於最基本的保安需求，市民一切意見表達的自由沒有任何損害，而特區政府主要官員亦積極主動落區聽取意見，更何況當前社會，又豈會「民意無法表達」的情況出現？更何況，在政府總部維持必要的高規格保安，是世界通行的標準。

　　以反對派眼中的「民主燈塔」之一的英國而言，傳統以來，唐寧街10號一直是開放的，但在戴卓爾夫人任首相期間發生了汽車爆炸案，為了保障安全，在兩處街口都加裝了大型鐵閘，一般公眾要取道唐寧街前往白廳或聖詹姆士公園，都必先通過十分嚴格的安全檢查。而到了2003年，英國政府進行了加固工程後，更禁止了一般公眾進入唐寧街範圍。在大型鐵閘旁均設有警崗，有數名荷槍實彈身着制服的警員駐守。此外，倫敦警察廳的外交人員保護組（Diplomatic protection group，簡稱DPG）會負起保護重要官員的責任。

　　套用反對派的邏輯，英國政府不重開唐寧街10號就是「與民意對着幹」、「英國人民就沒有機會表達意見」？問題顯然不是如此，這無關言論自由、無關政府有沒有聽民意，而是最基本的保安需要。更何況，如果不是「佔中」的大規模違法，又豈會長期「關閉」？

　　有些人或許抱着善意去理解「重開」，這情有可原。但政治上不能太輕信，有句話說得好，「勿做東郭先生」。普通市民的權利我們必當全力以赴鞏固與保障，但反對派政客的算計伎倆，又豈能糊塗！不能陷入反對派的政治陷阱，也不能被反對派牽着鼻子走。反對派要「和解」，相信沒有人會反對，但必需要拿出誠意，假若反對派作出承諾絕不會採取違法暴力衝擊舉動，那麼相信「重開」也不是沒有可能。問題在於，反對派真的會放棄煽動暴力衝擊的對抗籌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