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基百科》關於「公共知識分子」（簡稱公知）的定義是：「進言社會並參與公共事務討論的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通常被寄予具有批判精神和秉持社會公義。」這當然未必是一個為所有人都接受的定義，但不妨作為本文所要討論的問題的一個具有工具性質的前提。

戴耀廷符合上述定義的前半句話——「進言社會並參與公共事務討論的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的知識者」，至於是否符合後半句話「通常被寄予具有批判精神和秉持社會公義」則有很大分歧。

戴耀廷行為禍港害民

有些人批評，特區政府和中央有關部門對戴耀廷在台灣鼓吹「港獨」和中國分裂的言論的譴責，是壓制言論自由和學術自由，對香港的公知造成「寒蟬效應」。

試問：戴耀廷發起非法「佔中」導致暴力是「具有批判精神和秉持社會公義」嗎？特區終審法院即使免除了黃之鋒等3名青年學生繼續入獄服刑，但是，仍判決他們在「佔中」過程中犯了罪，不啻給「佔中」始作俑者戴耀廷一個鞭撻。戴耀廷不是一個單純的公知，他兼具公知和政客雙重身份，打着學術的幌子宣傳政治主張，打着公知的幌子進行政治活動。不能把戴耀廷視為香港公共知識分子的一名代表。

香港公知則應當從戴耀廷身上汲取教訓。

第一，公知的「學術背景和專業素質」應當符合科學原則。譬如，學術研究應堅持實事求是。實事求是不等於因循守舊、缺乏遠見。遠見需要想像，但是，想像不等於臆想。如戴耀廷般沒有嚴謹的事實前提，隨心所欲地編造中國未來分裂而香港等地將得以獨立或者組成聯邦的圖景，能稱之為嚴肅認真的學術研究嗎？

戴耀廷的問題不在於政治立場，而在於他的作風——治學作風和政治作風。在政治立場與傳統「泛民主派」相同的公知中，不乏具有實事求是精神的公知。

為討論問題，請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行政學系副教授馬嶽恕我以他近兩年先後刊登於《明報》評論版的兩篇文章為例。前一篇是2016年11月21日發表的《西方民主的危機》，文章開門見山——「特朗普當選，對很多人是難以接受的事實。號稱『最大的自由民主國家』，選出一個不少言論立場都違反自由民主精神的人。這其實反映了現代自由民主體制面對的深層危機。而這危機，不光是因為特朗普這個人當選，而是現代西方民主政體的政治精英已經無法應付急速轉變的選民文化，民主體制亦未能承載人民的期望。」後一篇是2018年4月9日發表的《有些事情再也回不去了》，先是分析美國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逐漸喪失民主制度所需要的「合適行為」即政黨和政治人物「自覺地自行約制」，以至於逐步走向政治兩極對立；然後，感嘆香港也未能幸免。馬嶽沒有為西方民主和香港發展民主開出良方，這不是公知必定要完成的，但他展現了公知面對現實的應有態度。

第二，公知「具有批判精神和秉持社會公義」，應以香港的整體和長遠利益為依歸。

公知不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所規範的特區公職人員，批評或者不同意國家根本制度不違反《基本法》和香港本地相關法律。他們中間一些人篤信西方政治制度是普世的，要求國家根本制度以西方政治制度為目標加以改變，為言論自由和信仰自由所允許。但是，他們應當為香港整體和長遠利益建言獻策，否則，怎麼能以香港公知自居？

現實是，香港整體和長遠利益繫於國家。哪一個公知敢於說香港囿於一千一百多一點平方公里土地和740萬人口能夠自力更生？開放是香港安身立命之本，面對新世紀全球經濟金融政治格局空前全面深刻調整愈益深化，香港唯有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同保持批判精神和秉持社會公義並非互相牴觸。例如，最近，發生所謂港珠澳大橋東人工島接駁隧道一端的防波堤是否「崩角」的疑問，和高鐵列車試運行時發生一節車廂出軌事件，公知從安全角度提出批評是完全應該的。此外，在土地使用、劏房、強積金對沖機制如何取消等等涉及弱勢群體的經濟民生議題上，公知應當傾向於為弱勢群體發聲。

勿被西方思維牽着鼻子走

香港公知大多數受西方價值觀薰陶，容易傾向於傳統「泛民」。但是，正是這一類學識和政治偏頗，妨礙他們客觀深入地研究「一國兩制」必須與時俱進遇到的一系列問題，妨礙他們客觀深入地剖析西方政治經濟社會制度正在惡化的全面危機，也妨礙他們客觀深入地觀察內地日新月異的變遷。坦率地說，香港公知，無論對於世界大勢、國家大局還是香港前途，都鮮有真知灼見。

香港的事情終究需要全體香港居民一起來做好。中央對香港的領導和指導需要特區政府全面準確理解和配合。香港公知應當明白，無論是促使香港居民團結，還是幫助特區政府提高管治和施政水平，他們都承擔着光榮的歷史使命。

資深評論員、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