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2014年衝擊政府總部東翼前地一案，終審法院昨日作出終審判決，上訴的周永康、羅冠聰、黃之鋒三人得直。換言之，三人不必繼續入獄，只需完成相關的社會服務令。這一判決被一些「佔中」支持者視作是「勝利」。

　　但實際上，細研判詞，終審法院五名主審法官一致的判決中，儘管否決了上訴庭楊振權法官的一些觀點，但卻對「公民抗命」作出了嚴格的規限，並明言「罪犯以行使『憲法』權利為請求輕判的理由不甚可取」，日後再有類似的罪行，上訴庭的指引將生效，預告了重判的可能。這實際上是對戴耀廷等鼓吹「違法達義」的「有識之士」的否定和警告，也是對意圖繼續以違法行為去達到政治目的投機政客的警告。從長遠而言，這有助於鞏固香港的法治精神，也是對戴耀廷等人「佔中」案件判決作出明確的指引。

　　本案自2014年9月26日發生至今，已纏繞近三年半時間。三名被告於2016年分別被裁定「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結」及「參與非法集結」罪成。原審裁判官張天雁本判處各人分別80至120小時社會服務令及緩刑，律政司其後提出刑期覆核得直，上訴庭於去年8月17日改判入獄6到8個月。三人再上訴至終院，曾不斷放話稱，要釐清原則性問題，為日後「公民抗命」尋找法律上的支持。

　　顯而易見，本案的焦點並不在於刑期的長短，因為三人罪成並無疑義，關鍵之處在於兩點：一是以所謂「公民抗命」去行違法行動是否可以從輕發落，二是上訴法庭作出的判決指引會否在日後生效。從昨日的判詞來看，終審庭是作出了一些妥協，一方面對「公民抗命」作出了嚴格規限，但另一方面又對三人給予較高酌情支持。無論如何，在最核心之處，終審庭沒有屈服於「泛民」以及外國政治勢力的壓力，以明確的立場維護了香港的法治精神。

　　法庭「妥協」 輕判「雙學」

　　最為顯著的一點在於，判詞在論及「公民抗命」問題時指出：「但如果涉案行為被裁定為罪行，這也必然代表着涉事者已逾越了合法行使憲法權利與進行須受制裁及限制的違法活動之間的分界線。因此，罪犯以行使憲法權利為請求輕判的理由不甚可取。」、「涉案行為已違反刑事法和涉及暴力，因此不是和平非暴力，所以在判刑時以公民抗命為由作出的輕判請求，應得的比重甚少。」

　　終院並引用周諾恆案（上台搶咪抗議港鐵加價一案）撰寫主判詞的李義（Ribeiro）法官的判詞指出，一旦示威使用暴力或威脅使用暴力，示威者便「越界」，由受基本法保障的示威者，轉為涉及非法活動，應受法律制裁及限制，同樣的原則當示威者干擾其他人的權利及自由時同樣應被為越界，因此當涉及暴力時，公民抗命不應作為判刑的考慮。

　　這一判決關鍵之處在於兩點。

　　第一，等同是否定了「公民抗命」可以輕判的理據，也是等同為「佔中」違法暴力的定性。日後不論羅、黃、周三人以何種理據，也不論在何處重啟「佔中」，一旦涉及違法行為，就不可能以所謂的政治理由開脫。而像原審裁判官張天雁輕判社會服務令及緩刑的做法，將成為歷史。換言之，這加強了「佔中」及外國政治勢力煽動香港大規模違法行為時的「阻嚇」作用，也加重了像黃之鋒這類所謂「無知年輕人」採取違法行為時的「成本」，再想以「公民抗命」去欺騙年輕人，將不再有任何道德上的說服力，違法就是違法，不論以何種目的。

　　第二，判決不僅熄掉了「公民抗命」的「政治光環」、強調違法沒有藉口外，更是作出了重判的預告。在涉及「上訴法庭對將來的案件的指引」爭議問題上，判詞指出：「上訴法庭正確地指出，涉及暴力的非法集結是不會被寬容的，法庭亦有充分理由將來可以判即時監禁的刑罰。罪責較大的人就是那些參與暴力行動，煽惑他人干犯此罪行，或憑藉他們的身份或憑藉他們的領導角色而鼓勵其他人士參與非法集結。」、「但是，本院強調，將來牽涉於有暴力成分的大規模非法集結的罪犯，會根據上訴法庭正確制定的新指引被判刑。」

　　「違法達義」 再難欺騙

　　這就等同是在發出嚴重警告，別以為「佔中」改一個名稱、換一個地方、取一個新的口號就可以逃避法律追責，日後一旦涉及暴力，必定會處以重判。更何況，黃之鋒等人早已成年，再難以「未成年人」作為擋箭牌了。

　　表面上看，終審法院否定了上訴庭楊振權法官對於「一股歪風」的意見，認為評價對羅、黃、周不公平。但實際上，如果結合上文下理，終審法院是同意楊官關於暴力違法須重判的意見。去年楊振權法官指出，該等人士公然蔑視法律，不但拒絕承認其違法行為有錯，更視之為光榮及值得感到自豪的行為。該些傲慢和自以為是的想法，不幸對部分年輕人造成影響，導致他們在集會、遊行或示威行動時，隨意作出破壞公共秩序及公眾安寧的行為，並形容「本案是一宗表現上述歪風的極佳例子」。

　　儘管公眾對「放生」黃之鋒等人感到難以理解，但法庭對「公民抗命」作出的嚴格規限，卻是向社會發出的一道明確信息：違法就是違法，不論以何種目的。更重要的是，戴耀廷等這批煽動「佔中」的人，很難奢望可以得到輕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