進入二○一六年以來，香港政治焦點一直在兩大問題上不停地移轉，一是關於立法會選舉和本土激進分離勢力加速冒起，一是關於行政長官選舉和治港方略爭議。

　　本土激進分離勢力（包括「自決」派和「港獨」派）誕生於二○一四年「佔中」運動，在二○一五年十一月第五屆區議會選舉中所獲選票和席位出乎許多人意料。二○一六年二月，他們策動「旺角暴亂」，緊接着在第五屆立法會新界東選區的一個議席補選中獲不少支持者。於是，一些人以為，本土激進分離勢力正在與傳統「泛民主派」以及建制派形成「三足鼎立」之勢。

　　九月第六屆立法會選舉結果，本土激進分離勢力代表幾乎佔了十分之一議席，使一些人更相信香港政治格局已由「泛民主派」和建制派對峙，向「三足鼎立」轉變。

　　十月第六屆立法會反對派議員宣誓風波，既證明「泛民主派」和本土激進分離勢力難以分割，又暴露本土激進分離勢力愈益猖狂。全國人大常委會不得不以主動解釋《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來堅決予以打擊。《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的意義固然不止於遏止「港獨」，但是，國家最高立法機關在二○一六年十一月七日對《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作解釋，則是因為香港本地建制打擊「港獨」乏力。

　　社會關注下任特首選舉

　　與此同時，關於第五任行政長官選舉也越來越為香港社會所關注。二○一六年一月，現任行政長官梁振英發表任內第四份施政報告，被不少人視為爭取連任的競選政綱。於是，形形色色力量不約而同或心有靈犀地發起「ABC運動」（Anyone But CY Leung），阻止梁振英連任。「ABC」不止是阻止梁振英連任，而且牽涉多人欲問鼎行政長官，既是香港政治對抗力量的角逐，也是建制派不同利益集團的爭鬥；加之，本土激進分離勢力迅速冒起，當前，香港政治局勢空前錯綜複雜。

　　因此，必須把上述兩大問題結合起來審視。媒體和社會的焦點固然不停地隨相關新聞或事件而不停地在上述兩大問題之間移轉，但是，唯有把這兩大問題聯繫起來，才能看清香港政治脈絡，才能洞悉香港政治演變。

　　尤其，有志擔當特區和特區政府首長的政界人士和公眾人士，必須捫心自問：是否為承擔未來五年領導香港的重任做好了應有的思想準備？

　　為什麼強調「思想準備」？因為，就目前所有被公認為下任行政長官競選者而言，他（她）們都不具備統合特區建制各部分的能力。

　　他（她）們或者沒有政黨背景或者只是小政治團體領袖，不可能取得某一重要政治團體的堅決支持。即使個別人與某一重要政治團體有深刻聯繫，曾身居其領導位置，但該政治團體是否支持其競選或執政，依然尚未有定論。

　　他（她）們或者能取得香港工商財經專業界和傳統公務員、尤其資深政務官的支持，卻未必甚至很可能得不到傳統愛國愛港力量的信任。

　　他（她）們即使在香港上層和主流社會取得較明顯支持，卻無法確保基層市民給予支持。必須指出，充溢西方的大眾與精英之間的對立也正在香港蔓延。對此，所有欲競選下任行政長官者務必警覺。

　　如何管治要有「思想準備」

　　於是，做好「思想準備」的第一層涵義是：下任行政長官參選人、候選人和當選人必須對管治和施政的艱難有足夠的認識和相應的精神準備。

　　僅有這一點還不夠，做好「思想準備」還必須為處理政府與本土激進分離勢力和「泛民主派」的關係確立基本原則。

　　有人爭取行政長官候選人提名，一半來自建制另一半來自「泛民主派」，欲以此證明其政治上不偏不依，這是政治天真的充分暴露。

　　有人企圖迴避批評反對派而改善與對方的關係，這是一廂情願。目前，欲問鼎下任行政長官者大體可分為三類：一類是現屆政府首長或主要官員，一類是政治團體領袖，一類是知名公眾人士。第一類人無法迴避對反對派的批評，他（她）能做的只是刻意淡化批評的色彩。第二類人身不由己，必須就政治議題或事件表態。第三類人的處境似乎較前兩類人寬鬆，但是，政治態度曖昧不可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應有素質。

　　現任行政長官近四年半的經驗是活生生的教科書。反對派─無論傳統「泛民主派」還是本土激進分離勢力─都沒有因為其二○一六年施政報告只講經濟民生不談政治而減輕對他攻擊的力度，相反，他被污衊為「港獨」的始作俑者。第六屆立法會選舉產生後，他立即致函全體當選議員表示合作的意願。但是，無奈「落花有意，流水無情」，反對派議員卻以製造宣誓風波來回應。

　　沒有一個從政者不期望得到盡可能廣泛而堅定的支持。但是，願望不等於現實。

資深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