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方豪既是歷史學家,又是虔誠天主教徒兼神職人員
日前在本欄淺談宋史專家鄧廣銘時,提及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我輩就讀高中及預科時所用的宋史參考書,計有:份屬鄧廣銘北京大學師兄黎傑的《宋史》,任教香港大學多年的林天蔚的《宋史試析》(林著《宋代史事質疑》另於八十年代在台灣刊行),以及方豪的《宋史》。
單以方豪而言,他一生着作超過二十種,既有文史論著,亦有宗教綜述。不過,研習歷史的讀者定必知曉,他雖然寫過一本《宋史》,但學術界並不視他為宋史專家,而是尊他為研究中西交通史的翹楚。長期以來,他的《中西交通史》是修習這門歷史的學子必讀之書。不過,既然前文以鄧廣銘治理宋史為題,因利乘便,本文先簡介方豪的《宋史》,然後才進入正題,分享他的《中西交通史》。
此刻手執方豪的《宋史》,屬於一九七六年第五版,是由台灣的中華文化出版事業社發行,並由當時的台北中國文化學院(今已升格為中國文化大學)屬下華岡出版部印行。此書有兩個版本:其一是分第一及第二冊印行;其二是一、二冊合訂,而我所執者,是合訂本。
《宋史》鋪排 與別不同
就我所知,方豪只寫過這本斷代史,而沒寫過其他朝代的斷代史。不過,他的《宋史》在設計鋪排方面,卻與別不同。一般的斷代史,慣將全書分成若干篇,而每篇之下設有章、節;先講治亂興衰,繼寫典章制度,再談經濟建設、社會狀況,最後綜論文化學術,而書末載有若干附錄,包括參考書目。
然而,方豪《宋史》的鋪排,可謂別出機杼。他並沒有把全書按上述幾個大綱目分成若干篇,而是分成二十二章。第一章居然是「研究宋史之參考資料」,而關於治亂興衰、典章制度、財政經濟、社會人口、交通城市、文學史學,則散見於各章,並以「地理學」作為全書最後一章。
大家可能奇怪,為什麼方豪把一般史家放在書末的「參考資料」放在首章呢?對此,方豪本人並沒有任何解釋。不過,從首章「研究宋史之參考資料」的論述可以得知,方豪作為史家,十分看重賴以成書的各種史料。他先講述宋代的官方史料,繼而介紹私人著述的官方資料,隨之評論宋代之後元代如何整理宋代官方史料,最後提及宋代地理書籍所載的史料以及宋代有關歷史的其他著述。
方豪如此載述,除了說明各種史料的來源及作者本人如何看待不同種類的史料,更把當中的史料按其可信及重要程度劃分。例如在此章開首之處言明:「研究任何一代之歷史,當代而又為當時所留之史料,實為最有價值之參考資料,當代而非當時所留,如南宋人而記北宋之事,甚或同為北宋,但宋初太祖、太宗時之事實,其見於英宗、神宗時人之著述者,其價值即較低」。不過,他亦說明,元代初年的宋朝遺民,如果以第一身憶述當年之事,儘管在時代劃分上,他們是元朝人,但他們所記述的都不失為第一流資料。
方豪在書末即第二十二章專論地理學,並說明「宋初討平五代割據各國,即搜索其圖籍」,而所收圖籍,當然包括地圖及地方志略。此外,方豪指出,宋代設有專責管理全國繪圖工作的人員,而朝廷亦規定各州必須作圖。另一方面,宋代承襲了唐代的做法,繪有中外地圖,即時人所稱的「華夷圖」,而方豪認為這類地圖的編製及嚴禁地圖流出國外的做法,在某程度上反映了宋人的世界觀。
方豪在《宋史》末章專題記述宋代地理學的發展情況,想必是由於他自己對中西地理交通極有興趣,所以格外重視這個課題。
《中西交通史》貢獻很大
如果要論述方豪對史學界的貢獻,上述《宋史》恐非居首;他的《中西交通史》才是貢獻最大、影響很深的力作。這套書冊應該是他在上世紀三十至四十年代的論著。過去幾十年,我們可以買到的,都是他定居台灣後所印行的版本。根據記錄,《中西交通史》在一九五三年初版。余生也晚,無緣買到五三年的初版,只是在七六年購得刊於七四年的第五版。
由於史學界根本極之缺乏中西交通的史書;縱使有,也只是一些近乎小冊的小書,方豪的《中西交通史》於是成為這方面唯一的權威論著,因此這套交通史歷年不斷重印。上述初刊於五十年代的版本,是一套五冊的印本;及至一九八三年,此書經重排後分成上下兩冊印行,書價亦因物價漲升而比相距幾十年的初版高了兩三倍,而我亦購得一套。
由於早前刊行的一套五冊初版,今天學史者未必接觸到,本文引述此書時,所用版本轉為八十年代的一套兩冊重印本。必須說明,新舊兩版只是版面及冊數有所改動,書內文字並無更易。按新版劃分,上冊除導言外,分兩篇記敘「史前至秦漢魏晉南北朝」(共十六章)和「隋唐五代及宋」(共二十二章);下冊另以兩篇記敘「蒙元及明」(共十七章)和「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史」(共十四章),全書合共六十九章,約一百萬字。
但凡提及「中西交通」一詞,歷代以來難免界線不一,範圍含糊。方豪着作《中西交通史》時,對於「中西」一詞,在其「導言」清楚說明,「本書內容,將包括歷代中國與歐亞大陸之中國迤西部分之關係而言;然在敘述上有必要時,則亦兼及中國與東南亞(越南、緬甸、暹羅)及南洋等處。」換言之,書內除處理中國與歐亞大陸之處,亦稍兼南洋。
「交通」實指文化交流
至於「交通」一詞,卻並不是指從甲地去乙地的路途和工具,而是指兩地關係,而此等關係,按方豪界定,包括「民族之遷徙與移殖;血統、語言、習俗之混合;宗教之傳布,神話、寓言之流傳;文字之借用;科學之交流;藝術之影響;著述之翻譯;商貨之交易;生物之移殖;海陸空之特殊旅行;和平之維繫(使節之往還、條約之締結等);和平之破壞(糾紛、爭執與大小規模之戰鬥等)。」
依上文所示,範圍極其廣闊,而「交通」一詞,根本難以全然涵蓋。看來此書如果寫成「文化交流史」,則更為貼當。鑒於書內範圍闊大無比,委實無法在此一一縷述,本文只可酌選三幾項,聊作談趣。
書內第一篇第十二章「漢與大秦之關係」提到「大秦」一詞,出現多種甚至矛盾的含意。由《三國志》謂大秦人「似中國人而胡服」及《後漢書》「其人……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至日本學者認為大秦乃指印度及其鄰近之地,包括波斯,以至指大秦為羅馬,又或通指波斯、敘利亞甚至埃及,簡直莫衷一是。我輩修習歷史而每遇此詞時,亦覺含糊難辨。
方豪綜合上述意見後,認為「大秦」一詞,「有廣義狹義,狹義之大秦,或遠或近,所指不一,當按每一文獻,為之考證;廣義之大秦,則為西方即西海之通稱,猶今日所言西洋,所指極廣。」他在書內贊同張星烺所編《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的說法,認為《後漢書》之大秦,似乎是指羅馬帝國;《三國志》「魏書」之大秦,似乎專指敘利亞。《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的說法,以及方豪所提出的廣狹兩義,我輩學子,覺得比較穩妥。
匈奴有功於文化傳播
至於匈奴其族其事,《史記》和《漢書》均已記之甚詳,而現代亦有專書論及。不過,方豪在《中西交通史》第一篇第六章「漢代西域之經略(上)」第三節「匈奴在東西文化交流上之貢獻」,則另有論述,而且值得一讀。他首先指出,匈奴即西史所謂的Huni。至於匈奴究竟屬何種族,他認為從比較語言學斷定,應屬土耳其系。他繼而說明:「匈奴行蹤及於歐亞二洲,其文化之成分以西伯利亞及西徐亞(即Scythia或Scytia)為主,參以中國、希臘及伊蘭諸系,而成為世界性文化。」他根據考古學家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從庫倫附近掘得古墓群而發現的文物,推定是匈奴墓,而墓內文物,兼含中國、波斯及希臘三種。
他繼而說明:「自匈奴活躍之時代及遷徙之路線觀之,匈奴最初之文化,應為純西伯利亞式,其後受秦漢之影響,乃加入中國文化,及西侵月氏,西域諸國皆歸所屬,則又加入西徐亞文化……其後,匈奴裂南北為二,南匈奴徙入中國內地,完全漢化;北匈奴則遷往歐洲,而同化於希臘、羅馬。故匈奴本身無獨特文化,然於東西文化之傳播,則自有其貢獻也。」方豪對匈奴之歷史評價,後學或可再予思考。
宋代船舶 規定嚴格
除了類似上述的學術辯釋,方豪在書內亦有不少有趣的記載。例如他在第二篇第三章第一節「唐代前後中國海舶之進步」、第二節「唐宋時代,中西海舶之比較」及第三節「中國海舶之組織及其設備」,引述各種典籍,指出遠航的商船,深度及闊度各有數十丈,每名商人可以分配到數尺的空間貯物,夜則睡於其上。所載貨物,多屬陶器(應該是瓷器)。乘客一般不怕海上遇到風浪,反而害怕擱淺。另一方面,宋代對於海船的形制及人員編制,均有規定。例如船上須有綱首(即船長),船上役屬不聽號令者,船長有權笞打;船舶須持有市舶司所發的「朱記」(即執照),而船長姓名及乘客人數均有敘明。此外,船上備有武器和定額的弓箭手、盾手及專職發射火箭的弩手。
方豪亦引述,當船行大海時,熟悉海事的舟師須日觀太陽,夜觀星宿,陰天則看羅盤;又或以「十丈繩鈎取海底泥嗅之,便知所至。」此外,行舟時遇有乘客患重病,船上切忌有人病死舟中,於是將還未氣絕的病人捲入席中,然後投入大海。
《幾何原本》元朝傳入
方豪在第三篇第十一章第二節「希臘幾何學輸入中國溯原」裏指出,很多人只知明朝萬曆年間由利瑪竇口授、徐光啟筆錄之歐幾里得(Euclides)的《幾何原本》,但很少人知道,利瑪竇與徐光啟合譯歐幾里得的幾何學,其實是第二度的傳入,而第一次的傳入是在元朝至元年間,即十三世紀七十年代,當中記載了兀忽列(即歐幾里得)的算法段數(即Geometria,幾何學)。
方豪亦在書內第三篇第十七章「嘉靖間西人在我國沿海之活動」內提及澳門和Macao這一華一洋的名稱。澳門於明朝嘉靖年間,由於隸屬香山縣,因此稱為香山澳,但其原名是蠔鏡澳,而蠔亦作濠。此外,根據《澳門記略圖》所記,澳門有一「娘媽角」(估計是媽閣廟的媽閣,而「閣」與「角」同音),當中的「媽角」,就是Macao的音譯。
匆匆列述書內數項議題,只可惜礙於篇幅,無法在此枚舉。為增談趣,我順道介紹一些與中西交通史有關的參考書籍,以供選讀。當然其一是方豪《中外文化交通史論叢》;其二是方豪也曾在《中西交通史》內引用的《中西交通史料匯編》。這套匯編是由張星烺在一九三○年推出,是他匯集歷代相關史料的成果。以現代印本而言,全書共四冊(初版時分六冊),書末附載馮承鈞閱罷此書而寫的「評《中西交通史料匯編》」一文,以及張星烺「答馮承鈞《評中西交通史料匯編》」一文,而該兩文可以併讀。張星烺(一八八一至一九五一)是位留學美、德兩國而隨後歷任北京大學及輔仁大學教授。這套匯編所收資料,包括上古時代(即漢武帝之前)的中外交通,以及漢代至明代中國與歐洲、非洲、阿拉伯、亞美尼亞、猶太、伊蘭(即古代波斯)、中亞及印度的交通,是一套很有閱讀價值的匯編。
此外,史學家向達亦於上世紀三十年代寫了一部只有四萬字的《中外交通小史》,篇幅雖短,但值得一翻,而這也是我少年時代的必讀書之一。另一方面,如果大家有興趣閱讀專書,倒可翻閱史學名家陳垣(援庵)寫於三十年代的《元西域人華化考》,書內除緒論外,分儒學、佛老、文學、美術及禮俗五卷,論述西域人在漢化歷程中的諸般成就。書末另設一卷「女學」,專談西域婦女漢化的情況。尤難得者,此書由另一史學名家陳寅恪作序,大家可憑這篇短短的序文,管窺現代史學界「兩陳」(即陳垣與陳寅恪)的關係,甚至可視作史學界的小小美談。
國人治理中西交通史,每每囿於外文(尤其西域諸國文字)認識有限而難以鑽研,方豪的《中西交通史》確可稍補匱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