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香港元朗十八鄉楊家村的適廬（楊家祠）曾是秘密大營救的中轉站。

　　一九四二年一月九日夜，香港離島淺灣，一艘沒有燈火的小漁船隨浪浮沉。艙內，茅盾夫婦蜷縮在一起，警覺地望向黑黢黢的海岸線。船夫突然熄滅油燈，低聲說：「屏息！」隨後，日軍巡邏艇的引擎聲由遠及近，緊接着，一束探照燈掃過船篷，光斑在茅盾蒼白的臉上停留數秒，又移向黑暗深處。

　　此刻，鄒韜奮、柳亞子、何香凝等八百多名中國文化精英，他們的命運亦懸於一線。十二小時後，這艘不起眼的小漁船，將載着中國文學巨匠駛向九龍紅磡。這場被茅盾稱為「抗戰以來最偉大的搶救工作」的行動，歷時數百日，行程萬里，穿越日軍三重封鎖線，八百餘人全員脫險，無一人被捕犧牲，悄然改寫了戰後中國文化界的政治地圖。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香港維多利亞港的硝煙中，日軍太陽旗取代了港督府的米字旗。一百六十萬香港人度過了一個「黑色聖誕節」，而更危險的陰影籠罩在茅盾、鄒韜奮、何香凝等八百餘名文化精英頭上。彼時香港匯聚了全國百分之八十的進步文化力量：鄒韜奮復刊《大眾生活》痛斥國民黨消極抗日，茅盾主編《筆談》聲討分裂行徑，夏衍組建「旅港劇人協會」以戲劇喚醒民心，何香凝、柳亞子等國民黨左派發表反蔣宣言……這些文化人多因以筆為槍遭國民黨迫害，避居香港繼續抗日救亡運動，此刻卻成日軍重點搜捕對象。日軍特務機關「大東亞共榮圈」在《南華日報》刊出啟事：「請鄒韜奮、茅盾先生共建大東亞」，在影院打出幻燈片「邀梅蘭芳、蔡楚生赴半島酒店會談」──名為「邀請」，實為誘捕。日軍限令文化人限期報到，「違者格殺勿論」，街頭失蹤人口逾四十萬。

　　在日軍大肆搜捕愛國者、文化人的陰影下，一批中國文化界的靈魂人物被困孤島。消息傳至延安窰洞，中共中央南方局書記周恩來神色凝重：若任由這批文壇巨擘落入敵手，不僅是中國文化的浩劫，更將重挫民族抗戰的脊樑！周恩來連發三封急電至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不惜代價，火速營救！」八路軍駐港辦事處主任廖承志臨危受命，一場代號為「省港大營救」的行動悄然啟動。一張由黨組織、地下交通站、香港本地力量與新界宗族勢力共同編織的「生命之網」，在日軍眼皮底下悄然張開。

　　營救首要在「尋人」。從日軍重兵控制的香港，抵達廣東游擊區，不僅要穿越多重封鎖線，更要應對嚴密的身份盤查。在日軍崗哨遍布的街頭，香港地下黨成員潘柱、黃施民等小組成員憑本地人優勢，以店舖工人、黃包車夫等身份為掩護，穿梭於槍炮廢墟間，挨家挨戶聯繫、核對文化人名單，避開七十六號特工的眼線，將信息壓縮在密寫紙條中送達指揮部。隨後，他們利用茶樓、當舖等場所建立「無形中轉站」，安排喬裝、發放假證件，將八百餘人化整為零，安置在佐敦花園街、上海街等十七處秘密據點。一張無形的安全網絡在敵人心臟鋪開。

　　陸路轉移需穿越日軍重兵把守的香港新界地區，尤其是鄰近九龍腹地的元朗、錦田一帶，而本地宗族勢力成為意想不到的關鍵支撐點。元朗楊家祠，這座供奉着楊氏祖先的家祠，在族長楊鐵如的默許甚至協助下，成為重要的中轉休整站。這座不起眼的祠堂，每日備下食物、飲水、臨時住處，接待途經的文人；甚至打探日軍動向，附近村民站崗放哨，用客家諺語作為識別暗號。

　　沙頭角石涌凹村的羅家大屋展現出另一種保護力量。在愛國士紳羅雨中及其後人的主持下，調集門生故舊為營救護航，在險要處設置秘密觀察哨，為疲憊的文化人和護送人員提供了難得的避難所。

　　真正的生死考驗在穿越大鵬灣到廣東游擊區的水路上。日軍的巡邏艇在夜間如同幽靈。依託西貢漁民船隊和短槍隊護航，一條從西貢、經大鵬灣到寶安的海上通道被打通。二十艘槽仔船組成編隊，船頭掛漁網偽裝作業，而文化精英們則蜷縮在窄小的帆船、小艇船艙裏，連咳嗽都必須竭力壓制。遇日軍巡邏艇，老船主陳阿水故意撒網纏住螺旋槳，為撤離贏得時間。茅盾、胡風等人多經此道撤離。他們在香港西貢登船，在短槍隊護衛下夜渡海灣，次日凌晨抵達安全區。

　　寶安縣白石龍村，這個不足二百人的小村莊，見證了文化精英的「重生」。游擊隊員用竹片茅草搭起「茅寮招待所」，將文化人分散安置於羊髻山、深坑等密林中。胡風在油燈下教小戰士「五四運動史」，經濟學家沈志遠講政治經濟學，漫畫家丁聰為游擊隊《東江民報》畫漫畫，鄒韜奮為游擊隊《新生活報》題寫報頭並撰社論，戲劇家于伶創作《長夜行》歌頌營救者。這些曾被國民黨視為「異見者」的文化精英，在生死與共中重塑政治立場。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一日，當最後一批文化精英歷盡艱辛安全抵達桂林，這場震撼人心的營救行動，勝利收官。行動結束後，這批文壇精英在中國抗戰文化戰線大放光彩。鄒韜奮在蘇北創辦《抗戰周刊》揭露皖南真相，茅盾執筆力作《霜葉紅似二月花》，夏衍將營救經歷寫成劇本《人間有情》，在香港知識界引發巨大反響。當一九四五年國民黨以高官厚祿為誘餌，廣邀社會賢達參加偽「國大」時，茅盾、鄒韜奮等當年被營救的文化名流集體公開表態拒絕。茅盾更是直言：「八年來，誰與國人共甘苦？誰在黑暗中燃起希望之火？我的答案早已寫在那條離開香港的路上。」一九五○年代，一項權威統計顯示：經此營救的文化精英中，超過百分之八十五在建國後投身新中國的文化建設：司徒慧敏籌建北京電影學院、戈寶權執掌社科院外文所，印證此次營救是一次超前的、成功的「人心統戰」。

　　八十三年前那場千里奔襲，創造了「零傷亡營救八百人」的傳奇，它的傳奇不在硝煙濃度，而在人心厚度。它證明：最堅固的防線，不是鋼筋水泥，而是以文化認同為磚、民族大義為漿砌成的人心長城。而今，白石龍紀念館牆上那句「沒有人民的槍桿子，就沒有人民的筆桿子」，恰是歷史最深刻的註腳：統戰的藝術，從來不是征服而是共情；信仰的建立，永遠始於拯救生命的溫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