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彭山漢代崖墓、磚墓發掘人員合影。1941年攝於發掘駐地。左起：吳金鼎、王介忱、高去尋、馮漢驥、曾昭燏、李濟、夏鼐、陳明達

　　四川彭山江口漢代崖墓古墓葬群是中國最早見於文字記載的紀年墓，三十點四平方公里現存崖墓四千五百八十座。自十九世紀初到二十世紀，英國傳教士陶然、法國人色伽蘭、美國人葛維漢，中國著名的學者梁思成、吳金鼎、李濟、夏鼐、陳明達、曾昭燏等，先後對崖墓進行了系統的發掘與研究。南京博物院現藏有一批民國川康古蹟考察團在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從七十七座崖墓中發掘、清理出，並存放於前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保存的陶塑文物珍品，塑像古拙天真，線條誇張簡練，標誌着漢代造型藝術的巔峰。/大公報記者 陳 旻

　　南京博物院的前身為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於一九三三年在時任國立中央研究院院長的蔡元培倡議下創建。南京博物院大殿為仿遼代宮殿式，由民國著名建築師徐敬直設計，經建築大師梁思成修改。當時通過收購、撥交、發掘，集中全國第一流珍品約二三十萬件，其中包括繪畫中的《歷代帝后像》、《唐人明皇幸蜀圖》；銅器中的毛公鼎、後母戊鼎等稀世國寶。

　　擬人陶蛙座獨一無二

　　自一九三○年代中期起，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或獨立，或與中央研究院合作，對四川、雲南蒼洱、貴州、雲南麗江、甘肅敦煌、新疆等地的民族、民俗、古蹟、民間藝術、手工業等，做調查、發掘和研究，並對四川彭山漢墓作科學發掘，收集整理了一大批實物。

　　崖墓，是漢代流行於岷江流域鑿山為室的墓葬形式。距離成都約七十七公里的彭山縣，為四川漢代崖墓分布的重點地區之一，在南宋時期便有記載。十九世紀初，外國人紛紛來彭山調查崖墓，由於頻繁而無科學性的調查和發現、崖墓長期無人管理與保護，加上古董商大量收購出土文物，致使彭山崖墓遭到嚴重破壞。

　　一九四○年，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與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聯合組成「川康古蹟考察團」，由吳金鼎任團長，制訂了詳細考察計劃，將四川分為六個工作區，並於一九四一年自第二區起，選擇彭山縣江口一帶的崖墓為考察重點。

　　川康古蹟考察團自一九四一年六月十四日至一九四二年三月七日，對江口附近墓區進行了較大規模的發掘，在寂照庵、石龍溝、丁家坡、豆芽坊溝、李家溝、王家沱、砦子山等八處，共發掘崖墓七十七座、磚室基二座。七十七座崖墓中，共有四十四座墓出陶器、銅器、鐵器、玉、石、骨器及貨幣等隨葬品，其中陶器數量居多，絕大部分為專門作為隨葬之用的明器。

　　出土文物被陸續運往四川宜賓南溪縣李莊國立中央博物院籌備處駐地保存。在當年十分困難的條件下，由曾昭燏主持文物整理工作。

  在南京博物院所藏的彭山崖墓文物中，有一件東漢陶蛙座，為一九四二年重見天日的那批陶塑明器中傑出的珍品。考古專家表示，這是全國出土的漢代明器中獨一無二的立體陶塑蟾蜍插座，為稀有文物。

　　這個蹲坐着的大型陶蛙座的質地是泥質灰陶，器身總高三十九點五厘米，頂上有圓筒形插管，可供插物之用。作者抓住蟾蜍的主要特徵，大膽地誇張，創造成擬人化的形象，寬大的嘴巴，突出的眼睛，高挺的肚皮，肥大的乳房，雙手按膝，昂然踞坐。這淳樸天真的形象，表現出漢代造型藝術質樸渾厚，拙中見巧，粗中見細，以簡勝繁，以質勝文的時代風格。

　　南京博物院專家認為，這件大型陶插座燒製得如此完美生動，毫不變形，卓越的表現力令人叫絕，顯示了東漢製陶工藝的高超技藝。

　　專家說，從這件陶蛙的造型、神態、氣魄和用途來看，不能與青草池塘裏的群蛙相提並論，而應是蛙屬中有相當地位、或古代民間神話中的角色，才會把它塑造得具有人類生氣勃勃的精神狀態。因此，「這個蛙的正名應為『蟾蜍』，為神話王國中的蛙中巨擘」。

　　關於蟾蜍的神話，在秦、漢之際即已流傳，呂不韋所撰的《呂氏春秋》中，有「尚儀佔月」的記載。清代畢沅註釋：「尚儀，即嫦娥」。其後又附會為嫦娥奔月，化為蟾蜍。西漢初年劉安的《淮南子．覽冥篇》也記有：「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後漢書．天文志注》也引用前人之說：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姮娥竊之以奔月。……遂託身於月，是為蟾蜍」。在這段輾轉相傳的神話故事中，蟾蜍成了月亮的代稱，月宮也稱為蟾宮。外形醜陋的蟾蜍，成為美麗嫦娥的化身，被賦予浪漫詩意。李商隱詩句「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情意纏綿。杜甫的詠月之作「刁斗皆催曉，蟾蜍且自傾」，特別提到蟾蜍。在古人心目中，蟾蜍已是與月亮共同出沒，備受人傾注和讚賞的「神物」了。

　　漢代藝術對於神話題材的描寫，正是通過想像力以征服自然，並大膽採用誇張的手法，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

　　至於這件陶蛙座的用途，專家分析「有可能是燭台」，頂部圓管孔徑僅一點三厘米可供插燭之用，「在月夜的銀蟾照耀下，高燒紅燭，靜對良宵。」

　　中國最早的佛造像

  美學家李澤厚在《美的歷程》中說：「漢代藝術是一個幅員廣大、人口眾多、第一次得到高度集中統一的中華帝國的繁榮時期的藝術。」「而粗輪廓的寫實，不要細部的忠實描繪，便構成漢代藝術的『古拙』外貌。」一九四二年出土於四川彭山東漢崖墓的一件泥質灰陶製成的陶佛像插座，質地堅硬，後半部已殘。通高二十一厘米，圓筒直徑七厘米。下部圓形基座，雕青龍白虎銜璧，座上塑一佛二脇侍佛造像一組。

　　仔細觀賞這組人物造型，粗輪廓的寫實形成的「古拙」外貌，簡潔生動。南京博物院專家認為，這組靜止狀態的宗教塑像，在粗糙、簡單和拙笨的外貌中，蘊含着雄渾厚重的動勢。處於主尊位置的釋迦佛，莊重謙和，微啟齒，似在講經說法，右手施無畏印，左手施與願印，表示了佛陀不畏外敵，普度眾生的慈悲之心。左右二脇侍一個頭部側向佛面，似在聚精會神地聆聽；一個頭部微仰，似在揣摩品味，弓腰曲腿，雙手自然曲舉，似已心領神會，極具動感。整個造型主次、大小、動靜有機地組合成一幅釋迦說法圖。常見的漢代服飾、粗輪廓的寫實手法，憑藉着想像力的馳騁和變化多端的形態，體現了漢代藝術表現人物所具有的渾厚豪放的藝術特色。

　　經考古專家研究後認定，這組為以前漢俑所未有的造型形式，是佛教藝術在中國內地出現的最初的一件藝術品。季羨林的《大唐西域記校注》中寫道：「當佛教傳入中國時，正是纖緯之學盛行的時候。在一般人心目中，佛教也純為一種祭祀，它的學說就是鬼神報應。他們認為佛教也是一種道術。許多人，包括漢桓帝在內，並祭佛老二人。佛教就在這樣的偽裝之下，在中國社會裏生了根。」

　　當時的畫家或工匠，憑着對佛教的一知半解，偶有所見，便採入作品之中，因而出現了着漢代服裝的人物，或頭繞佛光，或手做佛手印相，或頭有肉髻等不同的形象。從歷史的角度看，彭山崖墓這件陶佛像插座上，頭有肉髻，身着健馱羅式通肩大衣，手作無畏印相的坐佛取代了以往是西王母等神仙的位置，並與兩側侍立者構成了一佛二脇侍的一組形象，應該已經是早期佛教藝術中十分典型、確定無疑的佛造像。這表明佛教傳入內地的時間較西域為早。彭山東漢崖墓出土的這件陶佛像插座，無疑是現存最早的佛造像實物。

　　飛羊乘人錢樹座 古拙靈動

　　在四川東漢中晚期崖墓中出土了一件陶製的插座。此件泥質紅陶插座，通高64厘米。因為是隨葬明器，燒造時火候不高，陶色淺紅，胎質疏鬆。全器由左右兩半模合製而成，內空。造型為下大上小的梯形結構，器表浮雕着羊、蟾蜍或其他神獸，還浮雕出坐於龍虎背上的西王母、騎羊的人，持竿打錢樹的人等。除獸首部分用高浮雕手法外，其餘均係弧面淺浮雕，畫面採用鏡面對稱法，顯示了漢代藝術品的古拙穩重風格。

　　據南京博物院專家介紹，一九四二年春，民國考古學家吳金鼎、夏鼐、曾昭燏、高去尋等在四川彭山發掘漢代崖墓，在發現這件陶器時，它的近旁散亂着一些銅鑄的樹，樹上鑄着西王母、猿、錢等。他們認為，這些銅鑄的樹，原本應是插在這件陶座上的，這件陶座即為錢樹座。由於四川東漢崖墓大多被盜過，不僅未出土過完整的銅錢樹，連完整的陶錢樹座也不多見。這件錢樹座，可算得是錢樹座中的佼佼者。

　　插座全器從上而下裝飾四組浮雕，最上一組為人乘飛羊，其下為驅鬼辟邪的雙翼獅，又其下為錢樹和在樹下的打錢人，以及挑錢串的人。最下一組為青龍白虎爭璧圖。這四組畫面各具風姿，最精彩的是第三組浮雕搖錢樹。

　　錢樹枝葉婆娑，枝頭圓錢纍纍，錢座左右樹下打錢挑錢各有三人：左邊三人，一字排開，均穿褲而不着衣，顯示出炎熱的天氣。中間一人左足蹬踏於樹枝之上，左手托樹，右手持一棍棒猛擊樹錢，前後兩人爭先恐後地拾錢。特別是最前邊的那位，原來腰間也束着一根擊錢長棍，此時根本顧不上擊錢，而是忙不迭地拾錢。

　　右邊三人，打錢完畢，正滿載而歸。前後兩人左肩均挑着錢串擔子，從兩人左手挾杖而行的姿態看，可知左肩所負之錢重量不輕。中間那人，上身裸露，正左膝跪地，兩手用勁捧筐上肩。細看，筐中果然也已裝滿了錢，畫面動態感極為強烈。人物形象的塑造，動作造型的精準，瞬間表情的流露，無不說明作者具有熟練的表達動態和把握感情的能力，這在漢代的藝術品中難得一見。

　　錢樹座在裝飾內容上，反映了一個五彩繽紛的浪漫世界，集神話幻想、龍虎圖騰、獅走羊飛、人與財富於一體，表現出作者非凡的想像力。而在藝術手法上，用浮雕塑造準確動作形象來刻畫人物、動物，僅以粗糙輪廓的表現力，構成了漢代藝術獨有的古拙靈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