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學生們在基督教青年會考察當年魯迅足跡

　　歷史教育工作者往往喜歡透過考察古蹟，既為了提升個人史學修為，亦助帶學生到現場說歷史故事。事實上，經學術界與非學術界同工多年努力，藏在香港市區和郊區中的不少歷史遺址及建築被大量發展研究，成為我們一輩後學可供學史和教史的理想場地。上世紀20至40年代，大批「五四」學術名人南來香港，他們首在香港活動的地點，早已被不少學者考證了出來。我差不多每年都會在五月四日帶學生考察這些地點，講一些有關「五四」名人的故事。

　　改革守舊文化立場

　　考察「五四」名人在香港的足跡，是學習「五四」的歷史和精神的理想「課堂」。我會借用一種「主流─邊緣」的觀點，解說這段歷史故事。「主流」是指中國「五四」以來的主流文化，如批評傳統、運用白話文、追求解放等主張。「邊緣」是指由於香港位於內地主流文化較偏遠的地方，對內地主流文化較為疏離。

　　首先，香港大學留下了許地山教授的人生片段。他在港大中文學院的七年（1935年至1941年），致力在香港推廣「五四」以來的文學精神。他改革香港大學中文學院固守舊文化的立場，建立新的課程結構，又鼓吹香港學界要多運用白話文。他的努力得到了香港不少文化界人士的認同，衝擊了香港的本土文化發展，使本地的「邊緣」文化與內地的「主流」文化接上了軌。港大另一名人校友張愛玲，亦是「五四」後培養的新一代，她身體力行地實踐了五四的「個性解放精神」。他於1939年入學，日軍於1941年入侵香港，打斷了她在港大求學之路。在戰爭爆發後，她曾在大學校園擔任義務護士，她極不喜歡這份「為人服務」的工作。在香港期間，她顯露了這份「崇尚自由，不受束縛」的五四精神。

　　另一位「五四」名人魯迅先生於1928年到位於上環的基督教青年會演溝，嚴厲地批評了香港文化的保守性，並宣揚當時內地「五四」以來主流文化的特點，企圖改變港人對傳統文化的態度。兩場演講成為了一道「文化橋樑」，直接向香港一些知識分子輸入了內地的主流文化。

　　講「五四」人物在香港的故事，不能不講蔡元培校長，其墓地在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蔡先生在北京大學提倡「兼容並包」的精神，造就了北大，成為「五四」精神的發源地。30年代日軍侵華，國難當前，蔡先生南來香港。由於身體健康欠佳，留港治病。雖然香港政局較內地穩定，但蔡先生對本地的中國文化發展有些不滿。他的一句「島居頗恨圖書少」，充分表露出他對本地文化的不滿。

　　筆者在求學時期，很少老師會提到這班在30年代南來的文學家，好像香港歷史上沒有他們的「存在」。幸好，自小思的《香港文學散步》出版後，這批南來文人在香港的事跡，漸漸受到學術界的關注，近年更成為了中史科或文學科師生的考察熱點。在考察過程中，除了讓學生學習以上四位「五四」人物在文化傳遞過程中擔當的中介角色之外，亦可令學生明白內地文化與香港文化一直都存在着密不可分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