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王安憶接受大公報記者專訪 大公報記者林燕珊攝

　　王安憶的身上有太多被外界賦予的標籤，比如，「風格多變的高產作家」，「上海城市書寫者」，「張愛玲後又一海派文學傳人」。然而，這些對於作家本人而言，不過是外部的喧嘩，她直言：「《長恨歌》把我的創作覆蓋了，把我簡單化了，覺得我就是一個寫實的、張愛玲式的海派作家。有時候被這樣定位，其實很無奈。」她寧願隱藏在作品背後，與熱鬧保持距離。而早就成日常生活一部分的寫作，儘管既艱苦又孤獨，但在王安憶看來，「我們寫小說的人，還是喜歡這種狀態」。/大公報記者 管 樂

　　早聞王安憶被視作「文學界的王菲」，屬於較難訪的對象，一來不輕易接受採訪，二來回答問題惜字如金，氣質裏帶出的嚴肅與認真常常會讓沒有充分準備的訪問者難以接近。然而，在一個小時的對談中，卻讓人看到她作為知識分子孤傲背後的真實，不虛偽，不粉飾。非典型的上海長相，樸實家常的穿着，聽問題時常常伸長脖子，目光專注，回答時語速很快，有話則長，無話則短，但句句經過掂量，大多就事論事，不會由此及他。

　　香港學生更加感性

　　王安憶此次來港，是受香港中文大學文學院之邀，教授今年新增設的創意寫作課程。師者，傳道、授業、解惑。相比職業小說家、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上海作家協會主席等身份，王安憶對在大學教寫作實踐課顯得樂此不疲，侃侃而談。

　　自二○○四年進入上海復旦大學擔任中文系教授至今，她已有十多年教書經驗。二○○五年，王安憶也曾到香港嶺南大學任駐校作家，教寫作課程。與在內地面向研究生不同，在香港王安憶接觸的多是以港生為主的本科生，在面對面的交流中她感受到兩地學生明顯的差異。

　　「香港學生寫的題材很感性，多數和生活經驗有關。當時金融風暴剛過，很多學生交上來的作業都與金融風暴有關，包括家庭的變故，個人的命運，還有整個社會的氣氛。他們雖然年紀很小，但已經能夠感受自己身邊的生活。這次在中大上課，給我的感覺也是如此。」王安憶續說：「內地學生寫作的內容往往是很流行的，可能是周圍的暗示太多了，他們寫校園的愛情，寫青春故事，而這些基本上都能找到樣本，比如從村上春樹的作品裏看到一些影子。」不同於內地學生作品偏同質化，港生的作業讓王安憶看到了原生家庭在各自身上的烙印，她認為「這可能跟內地這些年實行的獨生子女政策有關，他們的生活潮流化格式化，寫的題材主要靠想像。」所以，王安憶一直向學生強調「要寫與你的經驗有關的東西」。

　　教授寫作不靠教材

　　事實上，「創意寫作」這個概念在國際上已不新鮮，自上世紀四十年代以來，創意寫作在歐美已興起多年，很多高校都開設了寫作方向的MFA（藝術碩士），即俗稱的「寫作班」或「作家班」，一般需要兩至三年修讀完畢，白先勇、嚴歌苓等都接受過寫作班的培訓。反觀內地，即便是設立全國首個創意寫作項目（MFA）的復旦大學，不過十年左右。怎麼教？教什麼？教材從哪裏來？一直是寫作課老師研究的課題。

　　「沒有教材。」王安憶很直接。「因為面對的寫作對象、修改的作業，都不是固定的，我需要及時作出反應，然後和他對談、討論。我常常跟學生說，寫作不像下圍棋那樣有段位，我寫了幾十年，碰到的問題和你們碰到的一模一樣，就是寫什麼和怎麼寫。寫什麼很重要，也是最最基礎的事情。所以在課上，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決定寫什麼。」

　　如今，她又打破在復旦教授「小說寫作實踐」的方式，一開始便給學生開題。「在復旦，我一般會先給他們一個總題目，然後讓他們把自己的經驗放進去。在這裏，時間比較緊張，我就要求每個學生先開題，然後讓他們去找最適合寫或者最想寫的內容，這是第一步。」

　　中大的教課只有一個學期，然而面對數量上要比內地多上幾倍的一個班三四十個學生，王安憶毫不掩飾身為師者的擔心，例如不能如期收到作業，學生缺課曠課的情況還時有發生，「因為他們沒有想到，原來寫作是一件艱苦的事情，需要克服很多困難。」

　　作家無法挖掘培養

　　在王安憶看來，寫作課可以傳經驗教技巧，探討小說的邏輯，然而卻無法培養出作家。她說：「天賦很重要，可以說是一個決定性的條件」。她直言：「作家根本不是靠挖掘和培養，就得靠他自己生長出來，這真的是一個自生自滅的狀態。大家只能耐心等待，等待他慢慢地成熟，需要一個過程。不要着急，慢慢等就對了。」

　　王安憶無疑是具有小說家天賦的。她出生於文學之家，母親是著名作家茹志鵑，父親是劇作家、導演王嘯平。王安憶沒有讓父母的光環遮蓋自己的能力，她靠自己的才華、靠自己的勤奮成為當今備受矚目的作家之一。她說：「沒有人特意來培養我，在這樣一個家庭裏面，書籍是比較充裕的，所以我從小就養成看書的習慣，父母的談話也會提供一些教養。」童年時代的生活如今回憶起來依然美好。王安憶續道：「但他們從來沒有跟我說過你要去做一名作家。我的母親自己就是個作家，她深知裏面的苦處，而且當時『文革』期間，知識分子容易受到一些衝擊，她內心其實希望孩子不要去寫作，最好去做科學家或者醫生。可是沒有機會。」

　　動盪的年代，大量的書籍在大街上隨處可得，廣泛的閱讀成為她的心靈慰藉，而知青歲月則加深了她對生活和苦難的認知。這些經歷都成為王安憶日後創作的源泉。「文革」結束，王安憶重返上海，開始陸續發表作品，一九八○年，她正式開始寫小說。發表於一九八四年的首部長篇小說《69屆初中生》，洋洋灑灑二十五萬字，講述初中生雯雯從孩提到知青時代的生活，明顯地具有半自傳色彩。到一九八六年初版發行的中篇小說《小鮑莊》更是被視為「尋根文學」的代表作，而王安憶也開始被定位為知青作家、尋根文學作家。

　　一九九五年，代表作《長恨歌》問世後，她又被歸為海派作家，成為「上海城市書寫者」「上海文化的代言人」。不過，王安憶始終不認為這部備受追捧的小說是她最好的作品。「《長恨歌》是一個帶有很多通俗元素的作品。它確實為我培養了一些讀者，但是也把我的創作覆蓋了，把我簡單化了，覺得我就是一個寫實的、寫日常生活的、張愛玲式的海派作家。有時候我們被這樣定位其實是很無奈的。」

　　獲獎作品曾遭退稿

　　對於二○一六年出版的長篇小說《匿名》被外界評價「難讀」「燒腦」，王安憶顯得不以為意。「我很早就開始不太關注外界的評價，如果有人和我談談話，我也願意聽。其實寫得如何，作家自己最明白。哪一點做的是滿意的，哪一點覺得不滿意，誰都沒有作者本人清楚。如果你覺得很踏實了，別人再怎麼說你也會很放心。自己最最明白。」對於有評論認為《匿名》不似王氏風格了，王安憶頗為無奈地說：「作者留給別人的印象，自己無法控制，這是一個完全被動的狀態。其實在《長恨歌》覆蓋下，你會看到我的寫作是比較多樣的，這種比較抽象的寫作，我其實很早就開始嘗試了。」她還舉例，二○一六年獲得美國紐曼華語文學獎的實驗性小說《紀實和虛構》在最初投給文學期刊時就曾遭遇退稿，最終發表也是經過了刪減。

　　不過，王安憶也坦誠年輕時很驕傲，「你知道嗎？年輕的時候，寫作是很驕傲的一件事，而且想去顛覆傳統的意識特別強，到現在才慢慢回過來，覺得小說還是要寫得好看，你不能拒絕讀者。」但她依然堅持小說不能去迎合讀者，「千萬不能」。

　　香港文學保持個性

　　繼《匿名》之後，隔了一年，王安憶便推出中篇小說集《紅豆生南國》，集結了《鄉關處處》《紅豆生南國》和《向西，向西，向南》三篇小說，其中《紅豆生南國》則是她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初創作《香港的情與愛》後又一次書寫發生在香港的故事：自幼為人領養的男主人公與養母、生母、妻子，以及離婚後出現在他生命中的女性們的羈絆。

　　在《香港的情與愛》裏，王安憶將香港形容是「一個大邂逅」，「一個奇跡性的大機遇」，「它是自己同自己熱戀的男人或女人，每個夜晚都在舉行約會和訂婚禮，盡情拋撒它的熱情和音樂」。二十多年後，到了《紅豆生南國》中，她如此寫道：「填地日益增闊，地上物堆壘，天際線改變，變成幾何圖形，等到天黑，將大放光芒，此刻還封閉在新型建材的灰白裏。汽笛聲被夾岸的樓宇山巒吃進去，吐出來的是回聲，海灣已成回音壁。這是香港嗎？他都不認識了！」

　　自一九八三年第一次來香港，如今三十多年過去，這座城市給王安憶帶來變化的不止是視覺上的衝擊，更有心靈上的震撼。「早年在國外認識的一個香港人曾跟我說，香港這個地方，每個人都想從它身上得到一點好處，但是從來沒有人說『我愛香港』。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人愛香港，他們開始考慮香港的前途，這是一個很大的變化，不再是過客的心態，而是一種認同感，我覺得這跟回歸有關係。」

　　對於香港文學，王安憶建議要堅持獨特性，「就像上海文學不會刻意去融入普通話寫作一樣，香港應該保持自己的個性。因為寫作是一個非常個人的，甚至相對孤立的過程。否則，你不就沒有性格了嗎？」

　　逗留在香港的這段時間，王安憶除了在中大教書，以及與導演許鞍華商量有關張愛玲小說《第一爐香》的電影劇本合作外，就是寫作了。「喜歡安靜的人才會去寫小說。我不喜歡吵鬧，可能是生性的緣故，和別人接觸時，相反還會很有壓力，所以我還是喜歡寫作這種狀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