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杜牧《張好好詩》

　　詩歌、書法，是大唐王朝兩張光照千古的名片。唐朝詩人，不用說是誰，已經非同凡響。保存至今的李白《上陽台帖》墨跡、白居易手書拓本、杜牧《張好好詩》墨跡，讓我們得見三位唐朝大詩人的書法真容，彌足珍貴。

　　單淩寒 文、圖

　　李白是大詩人，但書法也是卓有成就。唐代書論文章關於李白書名的直接記載不多，因為他主要以大詩人聞名，所以傳世的書法作品極少。北宋大書法家黃庭堅就指出，李白行、草書成就不減古人，惜其書名被詩名所掩。李白生性豪放，落拓不羈，好飲酒，傳言其精通蝌蚪古文，並曾將之傳授給族叔李陽冰，李陽冰是唐代篆書名家，精古文，曾在李白的託付下幫其編訂文集。到晚唐、宋代，人們多以獲藏李白墨跡為榮。宋人葛叔忱因仰慕太白，曾偽造數種太白真跡。

　　　　李白《上陽台帖》

　　宋徽宗時編撰的《宣和書譜》，曾收錄其作品五帖，均為行草書，可惜現已不傳。但因《宣和書譜》成書時，《上陽台帖》尚未從民間徵入內府，所以未見載其上。北宋南遷後，此帖被趙孟堅、賈似道等人庋藏，宋亡後，元代張晏、歐陽玄等人均收藏過，後歸明代大收藏家項元汴所有。入清，梁清標、安岐等人均鑒定藏入過，乾隆年間再次被徵入內府，清亡後，該帖流轉民間，數次易主，解放後張伯駒將此帖捐贈於政府，後撥交故宮博物院收藏。

　　《上陽台帖》是李白草書墨跡，縱二十八點五厘米，橫三十八點一厘米，五行共二十五字。書曰：「山高水長，物象千萬，非有老筆，清壯可窮。十八日，上陽台書，太白。」卷首前綾隔水上有宋徽宗瘦金體楷書題「唐李太白上陽台帖」，前人考釋「陽台」地點，是河南省王屋山陽台宮。它初建於唐開元十五年（七二七年），由唐玄宗敕令，為道教宗師司馬承禎創建，唐代曾有玉真等數位公主來此宮中修道，影響千年不絕。司馬承禎是李白好友，李白經他引見得識玉真公主，後被玉真公主薦於唐玄宗，才得以供奉於翰林院。有學者考訂此帖是天寶三年（七四四年）李白與杜甫、高適同遊王屋山陽台宮時所作，李白這次尋訪，因司馬承禎已仙逝，觸景生情，面對司馬承禎當年所作的壁畫，揮筆題詞，以示懷念。

　　李白是張旭的好友，張旭被譽為「草聖」，李白草書受其影響較大。兩人皆狂放不羈，愛飲酒，杜甫的《飲中八仙歌》曾同錄二人，「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李白詩、張旭書再加上裴旻的劍舞，被當時人稱為「三絕」。此帖高妙超絕，落筆天縱，豪放雄渾，又含飄逸之氣，縱一筆之所如，凌萬載之浩然，無愧詩仙風骨。

　　　　白居易手書拓本

　　北宋王安石曾說：「世間好語言，已被老杜（杜甫）道盡；世間俗言語，已被樂天（白居易）道盡。」白居易在唐朝是名播海外的大詩人，許多使者來唐朝訪問時，會肩負一種替權貴搜集購買白詩的使命。明胡震亨《唐音癸簽》中，曾記載開成（八三六年至八四○年）年間，一首白居易詩的抄件，可以換來一條胖頭魚和一條五花肉。那個年代印刷術尚未普及，文學作品主要以口耳相傳和手抄本流傳。如果是白居易手書自然價更高了。白居易還有一些近乎瘋狂的粉絲，荊州有一位名叫葛清的街卒，他有些文化，自稱「好白詩」，自脖頸以下遍刺白居易的詩句，共三十餘處，連後背也刻上了白居易的詩句，且配了圖畫，圖文並茂，他常袒胸露臂於街頭，且行且歌。行為雖說略顯怪誕，但愛白詩之心則顯露無遺。誠如北宋計有功在《唐詩紀事》中所言「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滿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愴然。」白居易二十九歲中進士，除作詩以外，書法也不容小覷。

　　國家博物館所藏白居易手書拓本是合訂冊，明嘉靖年間裝裱，麻紙墨拓，共計十九開。每開縱二十九厘米，橫三十點五厘米。分別是顏真卿書七開半，為祭伯父文、祭侄文稿、鹿脯帖、寒食帖；柳公權書半開，為泥甚帖；白居易書三開，為尺牘及五言詩；米芾書八開，為尺牘。以上各帖均南宋越州石氏所刻，其目錄可見南宋陳思所編《寶刻叢編》。帖前有顧光旭、王文治題籤，後有錢德孚、鍾惺、莫是龍、董其昌、陸夢龍、畢瀧、陸樹聲、王文治、褚德彝等人題跋，鈐印二三十方。

　　顏真卿、柳公權、米芾諸拓，在法帖中較為常見，唯獨白居易手書拓本，較為少見，所傳甚少。此拓雖是越州石氏拓本殘葉，但是南宋拓本，十分珍貴。此帖白居易手書拓本收錄尺牘一封，《春遊》詩一首，因拓本年代久遠，字面漫漶不清，現錄釋文如下：

　　違奉漸久，瞻念彌深。伏承比小乘和，仰計今已痊復。居易到杭州已逾歲時，公私稍暇，守愚養拙，聊以遣時。在掖垣時，每承歡眷。今揚官守，拜謁未期，瞻望光塵，但增誠戀。孫幼復到此物故。余具回使諮報，伏帷昭悉。居易再拜。

　　春遊

　　酒戶年年減，山行漸漸難。欲從心懶慢，轉恐興闌散。鏡水波猶冷，稽峰雪尚殘。不能孤物色，乍可愛春寒。遠目傷千里，新年思萬端。無人知我意，閒憑曲欄干。

　　據顧頡剛等人考證，此信此詩均是白居易送於其好友元稹的，從尺牘內容可考出，此信寫於長慶四年（八二四年）白居易於杭州刺史任上，春初，元稹赴任浙東觀察使，路過杭州，與白居易小聚數日，兩月後寫此信，現不存於白居易文集。《春遊》詩，《全唐詩》收錄在元稹名下，或誤。此帖灑脫飄逸，風神磊磊，頗有六朝之風，可以見到《集王羲之聖教序》字跡風範。而那種矯矯不群的神韻，與白詩大眾化、接地氣的風格並不一致，可見一位大文學家、藝術家，其藝術風格應該是多樣化的。

　　　　杜牧《張好好詩》

　　杜牧出身名門，祖父是中唐名相杜祐，年少成名，以七言絕句著稱，尤擅長文賦，其代表作《阿房宮賦》即作於其二十三歲時。據史料記載，唐文宗大和二年（八二八年）杜牧參加科舉考試時，當時的主考官是崔郾，考場在洛陽。因當時規定考生不能直接向主考官行卷，杜牧是名門之後，又才華橫溢，所以有諸多朝官為其奔走。其中太常博士吳武陵，在崔郾赴洛陽的餞行宴上，以《阿房宮賦》為杜牧行卷，當眾朗誦此篇，為杜牧求頭名狀元，崔郾答已有人選，第二名亦然，直至第五名，崔郾仍不答話，於是吳武陵大怒，說既然如此，就把賦還給我吧。崔郾不捨歸還，遂答應，杜牧果然以第五名中第。

　　杜牧有軍事才華，十幾歲時就寫過十三篇《孫子》註解，為人風流倜儻，不拘小節，當時就流傳許多與名妓、歌女的故事。除留下《張好好詩》以外，尚有《杜秋娘詩》及許多七絕。其中有首《嘆花》詩，記載其在湖州時，看中了一位美貌女子，因她年歲太小，所以杜牧就與其家人定下了十年之約，放下聘禮，約定十年後迎娶此女。但此後求官不順，輾轉一直未能如約再到湖州，最終於約定之期過後四年得見此女，已是三個孩子的母親。杜牧悵然寫下此詩：「自是尋春去較遲，不須惆悵怨芳時。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慨嘆此事，亦不乏真性情。他與歌女、名妓，正如其在《遣懷》詩中所嘆「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幸名。」

　　《張好好詩》寫於唐文宗大和八年（八三四年），五言長詩，是現存唯一的唐代詩人作品原跡。杜牧為容貌秀麗，多才多藝的歌妓張好好而作，卷前有宋徽宗趙佶瘦金體題籤《唐杜牧之張好好詩》，並鈐有宋徽宗多方璽印，保存着當時內府的裝潢式樣。該帖為行草墨跡長卷，麻紙四接，縱二十八點二厘米，橫一百六十二厘米，每行八字不等，四十八行，共三百二十二字。卷首有序，言此詩的寫作背景，張好好是大和四年（八三○年）杜牧在江西擔任沈傳師幕佐時，在其弟沈述師家所結識的歌女，清歌妙舞使杜牧大為傾倒，後被沈述師納為妾，兩年後被拋棄，於洛陽當壚賣酒。大和八年（八三四年）杜牧於洛陽東城偶遇好好，前塵往事盡上心頭，百感交集，遂寫此詩相贈。與白居易的長篇《琵琶行》相似，傷感遲暮，寄予同情，感人至深。

　　此帖曾收錄於《宣和書譜》，後經宋賈似道、明代項元汴、張孝思、清代梁清標等人遞藏，乾隆年間收入內府，一九二四年清遜帝溥儀曾把此卷攜出宮外，流散民間，輾轉歸張伯駒所有，捐贈故宮博物院收藏。

　　《宣和書譜》評杜牧此帖：「氣格雄健，與其文相表裏。」宋徽宗與杜牧在風流才子方面心有靈犀。杜牧詩風俊逸，雄深雅健，秀麗而不纖細，飄逸而不縹緲。其書類文，此帖用硬筆，筆法勁健，有六朝風韻，是為晚唐書法代表。

　　　　詩書國度，浪漫時代

　　唐朝是詩的國度，近體格律詩定型，初唐四傑、山水田園詩派、盛唐邊塞詩派、李杜、元白詩派等摩肩接踵，眾星雲集。上至達官貴人，下至販夫走隸，無不愛詩，因詩而派生出的美好故事也不勝枚舉。唐人《本事詩》記載：開元中，宮人為邊軍縫製纊衣，有兵士在短袍中得到一首小詩「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為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蓄意多添線，含情更着綿。今生已過也，重結後生緣。」於是兵士就把這首詩給了守將，守將上呈唐玄宗。唐玄宗令以詩遍示六宮，著作者勿要隱瞞，承認即不獲罪。有一宮人認領請罪，玄宗遂把她嫁給了得詩之人，成就了一段盛唐佳話。這位無名宮女只是唐詩作者的冰山一角，清人編著的《全唐詩》共收錄兩千兩百多人所作近五萬首唐詩，可知唐朝作詩盛況。且此詩也反映了盛唐詩歌的品質，語言質樸白描，情感充盈纏綿，不啻一篇毫無斧鑿痕跡的佳作。

　　同時，書法作為書寫的載體，在唐初太宗皇帝的帶動下，朝廷十分注重書法教育，模仿北周於國子監設立書學，為六學之一，培養書法專門人才。又於其他諸學也開設書課，並兼習字書，地方的府學、州學、縣學、村學也同樣將書課列為重要的教學內容。科舉也把書試作為重要科目或重要條件，貢舉有明書科，銓選又有「身言書判」四居其一的選擇條件。以書育人，藉書入仕，愛書之風愈篤，遂使習字之風蔚然。在此背景下，詩人與書法就有了更加難解難分的聯繫。據《古今圖書集成》記載唐代書家六百四十多人中，著名詩人幾乎全在，詩人為書法家，書法家為詩人，成為唐代普遍又有趣的現象。

　　科舉行卷，書必端美

　　唐朝以書取士，科舉考試不像宋以後那樣實行糊名制，絕大多數時間卷面是開放的，考官一望即知應試者姓名。故而即將參加科考的舉子，大多需要在考前就已然成名，得到當朝權貴或名士的舉薦，才有可能中舉。所以多數舉子為了得到延譽，紛紛將自己的日常作品謄抄投遞出去，以期緣此得到讚揚，是為「納私卷」。王維就是緣岐王引見，因琴藝得到玉真公主的賞識，後將詩作獻上，得到認可後由玉真公主舉薦而得以中舉。另有一則白居易向顧況行卷的故事，白居易帶着詩文謁見當時的大名士顧況，顧況看了白居易的名字，就開玩笑說：「長安米貴，居（住）大（很）不易。」等他翻開詩卷，看到「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兩句時，不禁感嘆：「有才如此，居亦何難！」在得到大名士顧況的盛讚後，白居易遂名滿長安，此後中進士也即理所當然、眾望所歸。此外，在正式參加禮部試前一個月，舉子將自己的詩文編集，謄成卷子，送交禮部，以備考官了解其平日學業之用，是為「納公卷」。

　　按唐代時風，行卷必須由舉子親手以裝裱紙照一定格式謹字謄寫。那麼，何謂「謹字」呢？應該起碼有兩層含義，首先是書寫態度恭謹，其次是書寫法度嚴謹。在展現自己文才的同時，亦要展示自己的書才。後世論書，多以「唐人尚法」為定論，以唐代成就最高的楷書為例，即表現為法度森嚴、技法精湛。唐代科舉取士極少，進士科每次只二三十人，明經科百許人。那些落榜的舉子，家近資豐者尚可返鄉待考，路遠家貧者只能滯留京洛，客居道觀佛寺，在溫習學業之餘，以代抄佛經補貼食用，等待來年再戰，這些人被稱作「經生書」或「寫經」。經這批人之手出現了一大批優秀的寫經作品，至今敦煌遺書中仍有不少媲美大師的精品。啟功先生曾有言：「我練書法，得益於敦煌寫經最多。」

　　行卷既是關乎是否中舉的大事，除了詩文確需精彩外，書法也成了必不可少的加分項。唐朝科舉又以書取士，書法是科考的重要條件，在詩文水準相似的情況下，書法就成了成績判別的主要選項。因而在這種時風的推動下，科考舉子各個注重書法，習練書法。

　　詩人與書法在大唐相遇，經若干才子之筆桿，蘊千年墳典之靈秀，如春陽拂柳，清風舞雪，凌波微步，踏浪而來。正如李澤厚在《美的歷程》中所言：「在中國所有藝術門類中，詩歌和書法最為源遠流長，歷時悠邈。而書法和詩歌卻同時在唐代達到了無可再現的高峰，既是這個時期最普遍的藝術，又是這個時期最成熟的藝術。」

　　（作者為中國國家博物館藏品一部文博館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