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哈達鋪紅色郵局內展示多款《大公報》相關郵品。/大公報記者郭濤攝

　　80年前的1945年9月，中國人民取得了14年抗戰的偉大勝利。而90年前的1935年9月，長征途中的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實現了偉大轉折——根據從《大公報》上獲得信息，作出了「到陝北去」的戰略抉擇，找到了落腳點，為北上抗日、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奠定了基礎。這就是著名的「一張報紙定乾坤」，秉持「立言為公，文章報國」的《大公報》，改寫了歷史。這看似偶然的事件，卻有其深刻的內在必然邏輯。

　　1935年9月18日，也就是九一八事變四周年的當天，紅軍長征抵達甘肅小鎮哈達鋪。在這裏，紅軍得到了寶貴的補給和休整，而更重要的，在當地發現的《大公報》等一批報紙，讓中共中央領導人，了解到了陝北的革命情勢。

　　由「北上」明確為「到陝北去」

　　當時在中共中央「負總責」的張聞天，在哈達鋪期間所寫的「讀報筆記」裏，詳細摘錄了《大公報》在1935年七八月間關於陝北紅軍劉志丹以及紅二十五軍徐海東的相關新聞報道。原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出版的《張聞天年譜》指出：「筆記將天津《大公報》上所披露的紅軍在陝甘活動和陝北革命根據地的情況詳細摘錄並進行分析，在此基礎上透露了中央率領陝甘支隊落腳陝北的意向。」1996年，《人民日報》發表了四位陝西籍老革命的聯名文章，亦明確指出：「1935年9月21日，毛主席在甘肅哈達鋪繳獲敵人的天津《大公報》上得知：『全陝北23縣幾無一縣不赤化』……」

　　9月22日，毛澤東在哈達鋪召開的陝甘支隊團以上幹部會議上明確提出：「民族的危機在一天天加深，我們必須繼續行動，完成北上抗日的原定計劃。首先要到陝北去，那裏有劉志丹的紅軍。」

　　紅軍的前進方向，由「北上」具體明確為「到陝北去」。這一抉擇改寫了中國歷史的進程。在陝北站穩腳跟的中國共產黨，帶領人民軍隊，東渡黃河，在平型關大捷、百團大戰及廣泛開展的敵後游擊戰，狠狠打擊了日寇的囂張氣焰。哈達鋪的戰略轉折，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而《大公報》上刊登的消息，為這一決策提供了極有說服力的依據。

　　為什麼是《大公報》？

　　為什麼會是《大公報》在歷史關頭扮演了關鍵角色？不誇張地說，在當時的全國性報紙裏，《大公報》對陝北、對西北報道最為重視，持續刊載相關新聞。早在1934年，身為陝北榆林人的張季鸞，在回鄉省親祭掃時就寫過《歸鄉記》，指出「現在陝北正赤化蔓延」。儘管他對革命態度有所偏頗，但亦客觀指出了「就陝北說，這幾年民窮財盡，官貪紳劣」是原因所在。

　　也正基於對大西北的戰略遠見和全局眼光，1935年《大公報》全力支持後為新中國新聞事業開拓者的范長江考察西北，最終范長江《中國的西北角》轟動全國，並且成為「公開如實報道工農紅軍二萬五千里長征的第一人」。實際上，范長江最早是將西北考察計劃交給了《世界報》，但該報認為沒有價值而將計劃退回。

　　就在哈達鋪會議之前不久，范長江在《大公報》發表的《岷山南北剿匪軍事之現勢》，分析紅軍「最有利的出路」，可能是「轉隴南以出隴東，會合徐海東，更北接通陝北劉志丹，進入寧夏及隴西甘涼肅一帶。」周恩來後來在會見范長江時稱讚：「我們驚異你對我們行動的研究和分析。」當然，限於當時的交通條件，刊載范長江這篇文章的《大公報》，當時還沒有抵達哈達鋪。但七八月間《大公報》有關陝北的相關報道，對紅軍和毛澤東來說，已經是極為稀缺的「情報」。

　　這些內容，與紅軍既定的「北上」方針相契合，而又提供了一個最有戰略價值的選項，萬里長征與北上抗日、建立根據地與全民族抗戰，緊密聯繫在一起。陝北成為長征的落腳點，又成為抗日的出發點。以此為基石，中國共產黨整合革命力量，發揮中流砥柱的作用，為十年後的抗戰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大公報》看似無心插柳，實則正是基於「立言為公，文章報國」、敏銳把握大勢的遠見，才做到了「柳暗花明又一村」。「一張報紙定乾坤」，也就水到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