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蕭雪樺

　　對於昨天以 101 高齡仙逝的饒宗頤教授，媒體上有連篇累牘的報道，有各種不同的尊稱，如學問泰斗之類。在我看來，最恰當的是簡單的兩個字：通人。

饒宗頤教授（筆者提供）

　　任何人讀到饒教授生前涉獵過而都有建樹的學術領域，都會瞠目而驚。一般人，只要在這百花之一瓣上取得成就就了不起，豈能「瓣瓣都掂」(粵語：每個範疇都出色)?

　　這與他的家學淵源、個人秉賦、勤奮好學都有關係。還有一點：夠長命。

　　幾年前，在一個講座上聽了三位學者介紹饒教授的為學之道，三人都提到，饒教授的一個優勢是長命。慣於通宵工作的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副館長鄭煒明曾得到饒教授的告誡：「做學問不是鬥搏命，而是鬥長命。」饒教授從事學術研究長達八十幾年，比很多人一生夀命還長，很多成就是退休後取得的，三分之二著述出版於六十歲之後。

　　有人把他與龔自珍、王國維相比，他說不敢當，亦不公平，因為龔只活到 49 歲，王亦只活到 50 歲，「以他們五十歲的成績，和我八九十歲的成績比較是不夠公平的」。他當年97歲。

　　在漫長的學問求索歲月中，饒教授建立了「六合觀」。他嘗說：「空間是什麼?是東西南北四方，還包括天地，也就是六合。許多人知道前面，不知道後面；看到四方，忘記天地。我的認識論是，站在高山上，從高處往下看。」他認為，從高處往下看，視野就擴大了；否則只能微觀，看不到大問題。「如果只有四方，沒有上下，落想就不高」。落想，即構思。所說的「上下」，既是空間概念，也是時間概念。

　　他批評分割時間與空間的研究方法：「一般來講政治文化史只注重時間的演變，忽略空間，這是個缺陷。」而他融會空間與時間，「貫通上下古今，貫通萬界萬物」。

　　他的「四重證據法」就是這樣形成的。王國維提出古史研究要結合紙上材料與地下材料的「兩重證據法」，饒教授提出要加上甲骨，之後又提出要加上域外記載，是為「四重證據法」。

　　於是，他看似信手拈來，通過一片甲骨、一個陶符、一句敦煌經文……就聯通古今，引證中外，有所創見。這樣的融通，是學問長久積累的綻放，是蘇東坡所雲「博觀而約取，厚積而薄發」的最佳寫照。

　　北大哲學系、宗教學系教授樓宇烈也提倡做學問要「通」，所謂「四通八達」，「四通」就是打通中西東、古近現、儒釋道、文史哲。有這四通，才能八達。他愛說，康有為、梁啟超、章太炎那一代思想家都是通才。「南饒北季(羨林)」當然也是，都故去了。

　　饒教授對於自己的「通」則有「拖泥帶水」之戲說，皆因好奇心使然而「百足咁多爪之故」(像蜈蚣般多足爪)。他自言：「讀書須貫通，做學問也須貫通，長期以來，我養成了一種習慣，就是拖泥帶水。這一習慣，說得文雅一點，就是一種聯繫，將十萬八千里以外，看似毫無牽連的問題集中一起，進行探究。所以，面鋪得較寬。」

　　饒教授又言，「我平生治學，所好迭異」；自號「選堂」，「以選名吾堂，正好可表示自己學有三變」。在做學問上經常「見異思遷」，是因為「我的求知欲征服了我整個人，吞沒了我自己。我覺得做學問是一種樂趣。我研究很多很多問題，我學會了一種又一種文字。為了尋找一件事的根源，我一定要找到原來說的那句話。這一過程，要很有耐心。有些問題，慢慢研究，竟花費了十幾年。」

　　他說得好：「學問其實是積微之功，在於點滴之積累。人的生命如同蠟燭，燒得紅紅旺旺的，卻很快就熄滅。……這也就是說，身體才是做學問的本錢。」

　　對於教授的學問，每次接觸，都有高山仰止之嘆。搜尋這裏的文字，多有感嘆的紀錄，重新整理一下，溫故知新，仍頗覺有所得。饒教授的遺教是香港文化傳承中一座寶庫，有助打破此間不少人偏狹的眼界，擴大胸懷。一個字：要「通」。

　　（大公文匯全媒體新聞中心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