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人民幣跨境使用政策進一步放開，香港可以在人民幣國際化的市場引導機制方面進行更多的新探索
2016年人民幣正式加入SDR（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後，人民幣國際化在履行國際儲備貨幣職能、發展國際債券市場、非居民持有境內人民幣金融資產、人民幣外匯交易、人民幣現鈔境外流通、雙邊本幣互換、人民幣跨境使用基礎設施等方面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取得長足的發展。隨着中國經濟進入開放引領的新時代，中國金融業加快推動全面開放，人民幣國際化將正式進入主場驅動期，在岸金融市場承擔推進人民幣跨境使用的重任，人民幣國際化的發展模式和市場運行規律都將出現巨大的調整。\中銀香港首席經濟學家、中國人民大學國際貨幣所學術委員 鄂志寰博士
主場驅動期的人民幣國際化表現出三個方面的發展特徵：首先，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將為人民幣國際化奠定穩步發展的新基礎；其次，金融市場開放進程將推動人民幣國際化走上由證券和儲備資產配置牽引新路徑；第三，金融市場開放進程中金融風險的有效管理決定人民幣國際化可以走多遠。
在人民幣國際化發展的新階段，作為歷史最為悠久、規模最為龐大的離岸人民幣中心，香港應該全面探索離岸人民幣樞紐的新內涵，擴大離岸人民幣業務的市場深度和廣度，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一、匯率機制市場化改革與匯率穩定性的平衡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基礎
近年來，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持續推進，匯率彈性顯著提升，市場供求在人民幣匯率形成中開始發揮基礎性作用。未來需要在人民幣匯率機制改革與匯率穩定性之間將尋找一個新的平衡點，在增強匯率彈性的同時，尋找人民幣匯率的合理均衡水平。
首先，中國經濟基本因素將在人民幣匯率決定中發揮主導作用，中國經濟的健康發展和金融市場的持續穩定將為人民幣匯率提供持續穩定的基礎。主要經濟指標運行平穩，經常帳盈餘相當於GDP的比率保持在可持續水平，為人民幣匯率提供穩健支持。
其次，資本項目引起的跨境資金流動將逐漸超越貿易項目，成為人民幣匯率的主要影響因素。央行發布的2018年一季度《貨幣政策執行報告》顯示，「人民幣跨境收付金額合計3.15萬億元（人民幣，下同），經常項目人民幣跨境收付金額合計1.06萬億元，同比增長6.5%。資本項目人民幣跨境收付金額合計2.09萬億元，同比增長2.03倍」，從資本項目人民幣跨境收付的構成看，對外投資為2179億元，外商直接投資為4665億元，直接投資以外的資本項目收付金額約為1.4萬億元，大大超過同期經常項目下人民幣跨境收付金額的規模。
第三，美元指數強弱仍是人民幣匯率調整的外部壓力來源，近年來的人民幣匯率波動表明人民幣匯率仍然在嘗試與美元走勢脫鈎，展開自身的獨立走勢。2018年，美元年初呈現跌勢，近期出現逆轉，人民幣對美元升值的態勢亦將調整為趨勢性波動，波幅顯著小於美元指數的變動。
第四，匯率政策取向對人民幣匯率的影響有所減弱，其中期目標仍然是保持人民幣匯率的基本穩定。雖然匯率貶值在理論上有利於出口，但中國的外貿數據顯示外貿回穩向好，中國還面臨降低對美貿易順差的要求，顯然不具備通過貨幣貶值提升出口競爭力的內因和政策動力。相反，如果匯率持續大幅度的貶值與資金外流之間形成逆向強化循環，則不利於投資和消費的增長，可能引發較大範圍的經濟金融風險。
二、金融市場開放與人民幣國際化形成良性互動
綜觀國際貨幣的歷史經驗，一個貨幣成功實現國際化成功，需要打造強大的經濟規模與國際貿易量，以及穩健有序的金融市場三大基礎。人民幣國際儲備貨幣之路也離不開離岸金融市場和發展成熟的境內資本市場的雙重支撐，需要為國際投資者提供更多的在岸金融資產選擇、更順暢的交易管道，更充沛的市場流動性。
隨着金融市場開放的持續深化，為境外投資者提供的人民幣資產配置渠道越來越多，為外國投資者持有更多的人民幣資產提供一些更多的便利。非居民持有內地債券以及股票的數量將會有所上升，從而進一步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
今年4月初，國家外匯管理局提出將推進QDII改革，可能重新開放QDII額度。4月外匯局自2015年3月以來首次新批QDII額度，新增機構12家，投資額度增加83.4億美元，至此，共有144家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DII）累計獲得983億美元投資額度。
顯然，金融市場開放是解決人民幣國際化發展制約因素的關鍵所在。
三、提升金融風險管理的有效性，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發展
隨着金融市場開放程度的提升，金融風險管理的複雜程度持續上升，防控金融風險、確保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是當前宏觀金融政策的重中之重。
近年來，外匯管理當局對於人民幣匯率預期的管理能力和市場溝通水平都有明顯提升，工具箱裏有足夠的工具和充足的外匯儲備，可以為人民幣匯率提供實質性支撐。
外匯管理部門陸續推出政策，穩步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進一步提升跨境貿易投資便利化水平，完善跨境資本流動宏觀審慎管理政策和微觀市場的監管體系。
未來在中國金融對外開放的新格局下，外匯市場服務於實體經濟，服務於中國的對外開放的能力將不斷提升，發展和完善外匯市場，增加外匯市場深度，豐富交易工具，擴大交易主體，完善外匯市場基礎設施建設，更好地防範跨境資本流動風險，維護金融安全。
四、繼續發揮離岸市場的重要作用，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發展
進入2018年以來，央行陸續出台了新的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政策措施。取消具體業務操作限制，鼓勵銀行可在「展業三原則」的基礎上，根據客戶的實際需要辦理人民幣結算等相關業務及為個人辦理其他經常項目人民幣跨境收付業務，便利境外投資者以人民幣進行直接投資。進一步增加人民幣的國際使用，使人民幣成為一種涉及真實交易的國際貨幣。但是在實際執行過程中仍然存在不同程度的阻滯，需要加大相關政策的執行力度。
今年5月18日，央行發布離岸人民幣新政，提升境外清算行提供人民幣流動性的能力，增加離岸人民幣流動性，保持離岸市場穩定，加快發展同業拆借、跨境帳戶融資和債券回購等業務。
未來一個時期，以上優化人民幣跨境業務的各項政策，將更好地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進一步提高人民幣在貿易投資使用的便利性，提升金融機構服務實體經濟、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能力，推動離岸人民幣市場加快發展。
五、香港離岸人民幣樞紐具備五個方面的豐富內涵
香港離岸人民幣中心在人民幣國際化發展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人民幣國際化初期，全球央行、主權基金和國際貨幣機構主要在香港等離岸市場配置人民幣投資標的。財政部在香港發行人民幣國債很大部分面向各海外央行。英國政府、加拿大卑詩省政府等分別在離岸市場發行過人民幣債券。
目前，香港仍是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中心：今年一季度，在中國大陸以外地區的人民幣交易量中，香港佔比74.98%。人民幣外匯交易中，倫敦排名第一，佔比38.63%。2018年4月，人民幣RTGS（即時支付結算系統）清算額為17萬億元，環比減少6.3%。顯然，人民幣業務成為香港金融市場的核心優勢，香港擁有最先進的人民幣業務基礎建設和最大的離岸人民幣資金池。可以說，人民幣國際化是香港提升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重要推手。
在人民幣國際化發展的新階段，香港定位由離岸人民幣中心升級為離岸人民幣樞紐。如何打造離岸人民幣樞紐？首先需要界定離岸人民幣樞紐的內涵，目前看來，香港離岸人民幣樞紐至少應該包括以下五個方面的內容：
其一，作為國內與國際市場之間的橋樑。香港應更好地發揮亞太區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和離岸金融市場和境內企業「走出去」及跨國公司「走進去」的主要跳板的區位優勢，在實現人民幣資金跨境流出和回流之間的良好平衡的同時，作為中國金融市場加快與全球金融體系融合的試驗場，履行跨境金融監管新政策沙盒職能，在提升國內金融市場深度和廣度方面發揮積極作用。
其二，打造離岸市場人民幣產品創新的平台。在人民幣國際化的新階段，人民幣計價的金融產品需求快速上升，香港銀行業應不斷優化市場基建和完善金融產品平台，敏銳捕捉人民幣業務新需求，凝聚兩地金融市場最具投資潛力的產品與服務，打造離岸市場最先進的人民幣產品體系，形成日趨完善的資金配置平台，強化跨境人民幣服務能力，促進香港人民幣業務發展。
其三，打造全新的客戶服務平台。香港銀行業抓住人民幣國際化的機會，拓展與海外各國中央銀行、主權基金、超主權機構、大型國際金融機構和交易所客戶群體的業務往來，完善對境外機構類客戶的營銷模式，建立更靈活的資金管控機制，擴大交易和持盤能力，吸引更多客戶利用香港市場，開展離岸人民幣業務。
其四，打造內地金融市場對外連接的外部風險管理平台。作為新興及轉軌市場，內地金融市場發展仍需要不斷完善。香港在一國之下實行與內地不同的制度，法律監管體系穩健，在香港實行的相關政策措施可以進行一定程度的統籌和掌控。
事實上，在內地與國際市場之間提供了防範風險的緩衝區域，為金融市場平穩開放樹立起審慎而穩妥的屏障。香港應充分考慮到市場風險因素，協助內地金融市場對沖不利衝擊，將風險控制在封閉管道中，保持市場穩定。
其五，香港應加強與周邊國家和地區的人民幣業務聯繫和業務往來。積極部署，提升人民幣產品優勢及服務水平，全力拓展新市場及新領域，借助各地建立起來的人民幣業務系統，發揮樞紐和輻射作用，加強與其他地區人民幣業務合作與交流，與主要離岸人民幣市場實現業務互補、共同發展，支持CIPS系統走向國際化，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更加強大的基礎設施支持。
總之，隨着人民幣國際化向縱深推進，人民幣跨境使用政策進一步放開，政策牽引力逐漸讓位於市場自身的發展，市場則根據人民幣匯率變化以及資本流動的情況進行動態調整。香港可以在人民幣國際化的市場引導機制方面進行更多的新探索，為持續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提供穩固的實質性基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