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主義建設探索時期，個人崇拜之所以被視為歷史悲劇，蓋因其與當時所犯錯誤和這一時期中國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發展所經歷的曲折密切相關。對此，中共已進行了系統的反思，不僅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還在中共十二大上將「禁止任何形式的個人崇拜」寫入《黨章》並保留至今；改革開放以來歷任中共中央主要負責人的有關講話或文稿在反對個人崇拜的問題上亦態度鮮明，並不諱言。

　　「擔憂」源於不理解實情

　　中共十八大以來，西方媒體和學術界時有聲音對當代中國是否會重現個人崇拜表示「擔憂」。這種「擔憂」是否必要？如果能注意到一些有關的事實，或許會更容易理解當代中共為何不會重演個人崇拜的歷史悲劇。

　　一個基本的事實是，經歷四十年改革開放的中國社會已經發生了深刻變化。這首先體現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在體制外創造了大量的財富和機會，使成千上萬的中國人可以不必依附於體制而實現自我價值，類似「文革」時期那樣全民族被政治運動所裹挾的局面賴以出現的單一化的經濟社會結構已經不復存在。與此相應的是公眾心態的轉變。隨着中國與世界互動的加深，開放、活潑、自然、飽含人文關懷早已成為中國人對社會生活面貌的期待，而強調統一、嚴肅、服從的政治化特徵在大眾審美中受青睞的程度明顯下降。

　　從當代中國政治生活來看，人們的政治參與也已變得更加理性，與現實利益的結合更加緊密，「極左」衍生出的虛幻和盲目成分已大大減少。隨着過去十餘年間以人為本科學發展觀和以人民為中心發展思想的提出，對個體意義上的「人」的尊重在中國社會已成為主流，執政黨與國家的關切中不再只有集體主義的宏大敘事，「中國夢」由億萬人民個體的幸福夢想所匯聚已成為廣泛共識。這是中國社會進步的重要標誌，也反映了中國主流意識形態不可逆轉的進化過程。

　　而更具決定意義的事實則是中共自身的成熟。這種成熟簡而言之，就是十八大以來中共既成功地強化了核心領袖權威、形成了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又在黨的建設和輿論宣傳中體現出了足夠的「分寸感」。具體來看：

　　一方面，理直氣壯地樹立和維護習近平核心領袖權威。領袖權威是社會主義執政黨充分擔當使命的必要條件；黨的領袖的權威與執政黨的領導權威相輔相成、不可分割，兩者都是為了加強中共對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領導，統一於「黨領導一切」的政治定位。

　　有識之士對此顯然深信不疑，因而也十分堅定地推動核心領袖權威的全面強化：在思想理論上，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行動準則上，明確了全黨「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的根本遵循；在軍事領導上，重申和落實了權力高度集中於中央軍委主席的軍委主席負責制。

　　不僅如此，一系列非常鮮明的核心領袖形象應運而生，包括在重拳懲治腐敗中，樹立中共執政地位捍衛者的形象；在興利除弊、破舊立新、攻堅克難中，樹立了偉大歷史鬥爭者的形象；在弘揚法治中樹立了公平正義守護者的形象；在從嚴治吏中樹立了選賢任能者的形象等。這些形象，也進一步增強了核心領袖權威。

　　制度遵從是重要保障

　　另一方面，核心領袖權威的形成是在黨的正式組織、正式制度之下進行的，並沒有以個人權威凌駕於制度之上。比如十八大以來，在延續中央層面多項會議制度的基礎上，習近平又主持召開了一系列具體方面的工作會議，會議的頻度和資訊量都是空前的。又如十八大以來，習近平始終處在領導黨和國家的最前線、始終處在黨中央領導集體之中，出席了公開報道的所有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和政治局會議，發表了一系列重要講話。顯然，對正式制度的遵從使習近平的核心領袖之「強」得以轉化為中共的執政黨之「強」，進而以核心領袖引領「強黨時代」。

　　不容忽視的第三個方面是，對於那些被廣泛視為過去個人崇拜重要符號的一系列表述或表現形式，中共有意識地與之保持了距離。譬如，在十八大以來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領導層有關組成人員的公開講話中，一些特定辭彙從未出現。又如，在十八大以來有官方背景的文藝工作者創作的主旋律歌曲中，其關鍵字僅限於集體意義上的「黨」、「祖國」、「人民」、「子弟兵」。這種「分寸感」無疑是十分智慧的，因為它成功避免了領袖權威的過度個人化和社會生活的泛政治化，使中國政治發展始終保持在正確的軌道上。

　　在樹立領袖權威、強化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的問題上，當前所選擇的處理方式頗為直截了當，也與既有體制更具相容性；更重要的是，這種方式既有助於使潛在的政治投機者打消以出格之舉進行試探的念頭，還可以從根本上使個人崇拜失去興起的意義。這種智慧可能不僅來源於習近平那在擔任中共高級領導職務期間，素以堅持原則、正直寬厚而著稱的父親，更與習近平和當代中共高層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深刻理解密不可分。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博士後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