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對派為爭奪3月11日現屆立法會補選議席，組織了一場所謂的「初選」，本意是協調反對派不同政治團體之間的分歧，推舉共同參選人以挑戰建制派。但是，1月14日所謂「初選」結果產生後，屬於本土激進分離勢力的朱凱迪率先公然挑戰該結果，欲對「初選」機制進行「改善」。同時，其他反對派政治團體和人士，也在誰具有資格代表反對派參選上發表不同意見。補選尚未進行，反對派內部的傳統「泛民」與本土激進分離勢力之間、「泛民」內部的老一輩與新一代之間相互交叉的矛盾卻已更加惡化。面對反對派陷於空前渙散的境地，人們不由得問：「反對派為何衰落至斯？」

　　任何一個政治派別欲把相關政治團體或政黨團結起來，需要具備四項條件：第一是共同的思想基礎；第二是共同的奮鬥目標；第三是共同遵守的政治倫理；第四是共同認可的具威望的政治領袖。反對派具有共同思想基礎，即所謂「普世價值」。但他們共同信仰的「普世價值」正經歷有史以來空前嚴重的危機，可能對他們產生負面影響。

　　否決雙普選失政治話語權

　　反對派曾經擁有共同的奮鬥目標，即透過以所謂「真普選」來奪取香港特別行政區管治權，企圖將香港變為獨立政治實體。正因為這一點，傳統「泛民」無法與本土激進分離勢力劃清界限。但是，他們共同扼殺了2017年普選產生行政長官的歷史性機遇、扼殺了2020年普選產生立法會全部議席的歷史性機遇，使他們自己喪失了政治話語權。

　　近半年來，反對派悄悄地淡化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撤銷8‧31決定的主張，因為愈來愈多反對派明白這是一個無法實現的願望，不可能對他們的傳統支持者產生持續的吸引力，也難以吸引新支持者。他們遂轉而以反對高鐵西九龍站實施「一地兩檢」為口號，但不少反對派的人也明白，這個政治主張同樣缺乏吸引力。

　　當一個政治派別失去了關於其所在國家或地區整體和長遠發展的藍圖和行動綱領，陷入零敲碎打的政治主張時，就象徵這個政治派別的前途快將到達盡頭了。

　　反對派曾以為他們很快就能夠奪得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管治權，這一強烈的共同憧憬在過去10多年掩蓋了他們在其他政策主張上的分歧；加之，香港過去10多年的政治空間容得下反對派在那一時間段的領袖人物和骨幹，使他們不至於公然在政治利益上產生不可協調的分歧。過去10多年，反對派主要政治團體曾數度發生一部分成員退出並另組政治團體的現象，都是因為政治策略的不同或局部政治利益的衝突，但始終沒有動搖反對派遵守的共同政治倫理。

　　反對派的共同政治倫理包括兩方面，一是對組織的基本服從，另一是對程序和機制的基本尊重。最近，反對派所謂「初選」程序和機制遭若干反對派政治團體和人士公然破壞，既折射反對派共同政治倫理開始解體，也反映反對派內部不同政治團體開始對反對派作為一個陣營基本不服從。

　　內部矛盾激化走向衰敗

　　這在很大程度上與反對派已失去共同認可的具威望的政治領袖相關。1月22日，馮檢基在無可奈何地宣布主動放棄作為「Plan B」代表反對派參與補選時，公開表達對已故司徒華的懷念，並自稱是司徒華的「半個學生」。有一點可以肯定，過去10多年，只有2010年政改一役，「泛民」主要政治團體的幾位領袖人物能夠相互協調和合作。然而，隨着冒起於「佔中」的本土激進分離勢力加入反對派陣營，以及傳統「泛民」政治團體紛紛完成領導層新老更替，而新人普遍不堪重任、老人大多不願放棄影響力，反對派已宛如散沙。

　　反對派能否擺脫困境，並非取決於3月11日補選結果，而是視乎他們能否克服上述四方面嚴重缺失。

　　在西方國家克服其空前嚴重政治經濟社會制度危機前，香港反對派不可能擺脫對所謂「普世價值」的信仰危機。問題是西方國家將以何種方式、何種形態，以及需要多長時間來走出空前全面深刻的制度危機？

　　在中央堅決推行其全面管治權與特區高度自治權有機結合、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背景下，反對派不僅不可能爭奪香港管治權，而且不可能對香港經濟社會發展提出共同奮鬥目標。

　　在中央和特區政府堅決遏止「本土自決」和「港獨」的背景下，本土激進分離勢力與傳統「泛民」，以及反對派新一代與老一輩在政治策略和政治利益上的分歧將愈益激化，難以形成共同政治倫理和共同政治領袖，故反對派必定繼續衰敗。 　　

資深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