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日，七千多名市民冒着寒風冷雨舉行「聲援警員執法大遊行」，抗議接連有執法警員被判監。遊行市民表示，違法示威者襲警被輕判，警察執法卻遭重判，對前線警員而言是雙重打擊，因此支持成立法定「監察司法委員會」，監察司法機構量刑。

　　違法「佔中」期間，惡徒曾健超挑釁、辱罵、用液體淋警員，只被判入獄五周，辛苦執勤、每天平均工作十五小時、承受巨大壓力的七位警員卻鋃鐺入獄，一律判刑兩年，一生盡毀，七個美好家庭無辜受累。許多市民慨嘆，警方在「佔中」期間為維持社會秩序流血又流汗，難道還要讓他們繼續流淚嗎？退休警司朱經緯因執法被判囚三個月，再次讓全體警員繼續流淚。

　　警隊是維護香港法治穩定、社會安寧的重要組成部分，判決使警方士氣渙散，誰人得益，誰人受害，不言而喻。香港的治安靠誰維持呢？日後市民遇到罪案時該向誰求助呢？市民的合法權益要靠誰來保障呢？這種情況若持續下去，絕非香港之福。

　　尤其荒謬的是，香港司法審理和判案時有「大細超」，法庭淪為反對派的政治保護傘幾成常態，且愈涉及反對派「大人物」愈是如此。「佔中」落幕三年多，聲稱會負起「佔中」刑責的一眾「佔中」發起人和主事人仍「逍遙法外」。而「佔中」一些非主要搞手，刑期只有兩天到十個月不等，更多是判罰款、感化令、社會服務令了事。變相縱容、姑息有關惡行。在雙重標準、罪與罰嚴重失衡、犯事毋須付出成本的情況下，助長了激進分子氣焰，暴徒有恃無恐，膽子愈來愈大。

　　判決雙重標準動搖法治根基

　　當法律不是用來「懲惡揚善」，而是相反，其惡劣影響不言而喻。英國哲學家、大法官培根指出：「一次不公正審判，比十次犯罪所造成的危害還要嚴重，因為犯罪不過弄髒了水流，而不公正審判則敗壞水源。」法庭判決持雙重標準，辱警襲警者被縱容和美化，盡忠職守的警員卻遭重判，傳遞出的信息是暴力襲警毋須代價，無疑動搖市民對法治的信心，香港的法治根基也受到嚴重衝擊。

　　法治是香港珍而重之的核心價值，但法治不等於「司法獨大」，更不是「法官治港」。然而，近年反對派不斷在社會上煽動「司法獨大、法官治港」歪風，這體現在幾個方面：一是鼓吹法官判案不須理會「一國」原則，並且完全以普通法原則去解讀基本法，結果屢屢出現與基本法原意相違的判決，根源正是部分法官未有正確理解基本法和「一國」主權原則，未有認清香港特區與中央政府的從屬關係；二是反對派不斷利用司法介入行政，將本屬於行政範疇的政策帶到法庭解決，濫用法援及司法覆核進行政治狙擊；三是製造「寒蟬效應」，每當社會對於法庭一些不合理案件判決作出公正評論時，反對派都是不問情理立即祭出「藐視法庭」的棒子，打擊批評聲音。

　　香港司法機構雖然於2004年曾制訂「法官行為指引」，但當中無觸及法官違反指引的罰則，對法官判案偏頗等問題表述亦較模糊。事實上，監警會可監察警員，法官何以無人監察？七警案和朱經緯案暴露近年執法環境出現巨大改變，但相關規章制度對警員工作保障不足，且對警員的要求已不合時宜。不論法例、程序甚至指引，都應有合時和配合社會轉變的新增或修改。保障警員擁有適當武力行使權利，才可保護其自身與市民安全。警員執法時必須得到司法公平保障，才可無懼被無理入罪。

　　英設機構指引法官量刑標準

　　近年來，在世界各國的刑事司法領域，量刑的平衡和公正性越來越受到人們關注。英國的量刑指南制度始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為保證量刑公正透明和一致性，英國相繼設立量刑諮詢委員會和量刑指導委員會。2010年4月6日，英國量刑委員會（The Sentencing Council）正式成立，代替此前量刑諮詢委員會和量刑指導委員會的職責。量刑委員會是一個「負責對所有刑事犯罪制定量刑標準的機構」。該委員會由首席高等法官擔任主席，不僅包括七名來自英國刑事上訴法院、高等法院、刑事法院和治安法院的法院系統成員，還有四名來自非法院系統的成員。委員會是根據英國2009年死因裁判官及司法法案第四條成立。根據該條款，除非量刑委員會的指導意見與法律公正性相違背，否則各級法院法官「必須遵守」指導意見，而不是「考慮」指導意見。因此，指導意見對各級法院法官的量刑具有約束力。

　　普通法系以英國普通法為基礎，英國已設立量刑委員會，指引法官量刑標準，香港又怎麼可以停留在殖民統治時期的「法官高高在上」呢？因此，香港可參考英國和其他普通法地區，設立法定「監察司法委員會」，由法律界及非法律界人士組成，向法庭建議針對某類刑事案的量刑指引，增加香港司法系統公眾參與度，以及法律本身認受性。

　　九龍東區各界聯會常務副會長、北京市政協常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