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開學伊始，「港獨」問題又被炒得熱烘烘，成為立法會開局的熱身賽。在中文大學本部的文化廣場上，「香港獨立」的橫額被高高懸掛，旁邊的「民主牆」貼滿支持「港獨」的海報與標語。有同學看不過眼，把那些「港獨」海報撕下，被負責管理文化廣場和「民主牆」的學生會阻止，說是妨礙言論自由；有同學打印了「中大學生會不代表中大」的單張貼在牆上，又被要求不要遮着貼滿牆的「港獨」海報。但哪裏來的位置呢？同學開始和學生會的幹事爭論，中大學生會前會長周同學又粗口滿天飛兼以「支那人」辱罵；又接着「圍堵」學生事務處，要求中大暫停清拆橫額的行動，中大副校長吳基培及後承諾，會先與學生會溝通，並在達成共識前，不會派人拆除物品，一周後再議……

　　「共識」？作為中大舊生和校董，我實在想不明白校方與「港獨」有何「共識」可議。「港獨」逾越了基本的國家主權原則和法律底線，沒有任何「可議」之處。一般的香港市民乃至那些盼望中華民族團結興盛的中大先賢們，根本不可能認同，遑論達成「共識」。

　　試想像，如果有同學在校園盜竊被捕，同學接着圍堵保安組，要求討論盜竊是否真的不道德，甚至拉扯至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下貧富懸殊不均，劫同學的「富」濟自己的「貧」有「正當性」，這可以被接受嗎？作為成年人的學校管理者，根本不可能被這些「柴娃娃」的歪論嚇倒，一定會盡快處理，按校規和法律處理；但當「偷竊」的是國家主權、討論的是「分裂國家」的時候，校方竟然是猶豫不決，要「祈求」和同學達成「共識」的時候，我不禁想到，對莘莘學子的愛護，在這個時刻已變質成沒有原則的「溺愛」。

　　三字經中都有雲：教不嚴，師之惰。子不學，非所宜。幼不學，老何為。教與學是各有權責，互動雙向的過程。作為老師，在學術與品格的教育過程中，沒有嚴守原則，是辜負了社會和父母的期望；如果環境配套有了，學子不願學習是十分不應該的。我們對學生的愛護是基於期望他們日後貢獻社會，繼續讓香港發光發亮，否則社會沒有義務對他們給予無原則的「包容」。

　　在1970年代，中大學生即使激進，他們講的是「認中關社」，做的是保衛釣魚島；四十年後的今日，某些極端的中大學生說和做的竟變成了「香港獨立」和「XX老母」，我們這一代的中大人又怎對得起中大先賢呢？

　　我想，這十八字的三字經，真的值得中大校園的每一個人重讀和反省。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中文大學校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