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銀行的性質改變之後，國際匯兌成為主要業務。1931年底，中國銀行實行新的組織大綱，貝祖詒身兼國外部與信託部經理，成為中行的重要負責人之一。

　　事業愛情兩得意

　　1931年的夏季，貝祖詒以考察歐美銀行名義遠赴歐洲，在倫敦泰晤士河畔，恰遇18歲的蔣愛玲。當時難得在異國他鄉遇到中國人，何況兩人一開口交談，皆為吳儂軟語，原來兩人還是同鄉，便有說不完的話，遂結伴同遊。貝祖詒年近不惑，正斷弦待續。蔣愛玲開學在即，正準備返回法國，貝祖詒立即趕到巴黎，向蔣愛玲求婚。蔣毫無思想準備，再加上兩人年齡懸殊，猶豫不決。

　　原來，蔣愛玲的父親蔣履福是個外交官。1930年4月，南京國民政府任命蔣履福為中國駐意大利代辦，同年6月，蔣履福偕家眷到任。途經法國巴黎時，父親將蔣愛玲留在當地一所天主教女子中學讀書。在學校放長假的日子裏，蔣愛玲到歐洲各地旅遊，結果在倫敦邂逅貝祖詒。愛玲的姐夫唐在均，時為中國駐德國漢堡領事，聞訊後夫婦兩人趕赴巴黎，但意見無法統一，最後決定請蔣履福前來定奪。或許是蔣履福與貝祖詒有緣，見面後頗有相見恨晚之感，當即許婚。貝祖詒與蔣愛玲的婚禮，遂在中國駐法國公使館舉行。婚後不久，新婚夫婦回到上海。

　　20世紀30年代中期，貝祖詒積極參與、推動了中國的幣制改革。中國向來以白銀為貨幣，所有的銀兩由民間自由熔鑄，重量與成色以及與其他貨幣的換算比率都沒有統一規定。南京國民政府為了統一並壟斷金融，必須統一貨幣的發行權，而要實行貨幣的統一發行，則必須實行廢兩改元。在這個問題上，中國銀行為了自身業務的發展，也一直推動政府實行廢兩改元政策。

　　1932年7月，財政部部長宋子文與錢幣司司長徐堪分別到上海，召集銀錢業代表討論廢兩改元問題，同時組建了一個廢兩改元研究會，由中國銀行貝祖詒和外商銀行代表及專家等七人組成。該研究會的英國專家穆叔脫認為：中國近期實行廢兩改元的時機不成熟，須待十年或二十年之後，等到新銀幣準備充足才能實行。貝祖詒則就立即實行廢兩改元的必要性和重要意義進行了論述，並批評了穆叔脫的觀點。此外，貝祖詒還對外國銀行和一部分錢業界代表懷疑實行廢兩改元後，可能濫鑄銀元和濫發紙幣並擔心銀元供不應求等等顧慮，一一進行了解釋。貝祖詒代表中國銀行聲明：中行對發行紙幣準備進行公開檢查，決不濫發紙幣；而且庫存銀元充足，隨時可供應市面。

　　幣制改革的關鍵是需要貨幣匯價穩定，而匯價穩定的關鍵，在於有足夠的匯兌基金。1934年秋，貝祖詒和李銘在上海與滙豐銀行磋商，希望得到滙豐銀行的借款或貸款，藉此來支持銀本位的市場。滙豐銀行經理也希望借款成功，使中國能夠保持自由銀本位，但因借款須得到英國政府的同意，而英國財政部對此不抱信心，借款談判暫時停頓下來。之後，宋子文和孔祥熙都曾向美國提出貸款，並打算將銀本位改變成與美元聯繫的新幣制，但也遭到美國國務院的反對。國民政府在借款不成、售銀有限的背景下，迫於國內金融形勢，決定獨立進行貨幣改革，並得到英國政府的支持。美國對法幣與英鎊的聯繫深感不安，遂提出以法幣與美元掛鈎等條件，收購中國的白銀，以增加法幣的外匯基金。

　　1935年11月，國民政府的外匯基金只有3000萬美元，實行法幣政策以後，出售白銀換取外匯，增加了外匯基金。法幣與英鎊、美元實行固定匯率，中國銀行、中央銀行、交通銀行三行可以無限制買賣外匯，使法幣對外匯價基本趨於穩定。

　　1937年「七七事變」後，中國的抗日戰爭全面展開。8月13日，日軍進攻上海。根據財政部指示，中國銀行總管理處遷往南京，同時在香港和漢口設置總管理處駐港辦事處和駐漢辦事處，國外部及信託部隨同總行駐港辦事處一併移設香港，總行大部分處、室均移港辦公。按照中行章程原規定：中行只設總經理一人。隨着戰爭繼續，行務日趨繁重。

　　1938年4月，為適應戰爭形勢需要，中行決定增設副總經理一人，由貝祖詒擔任，同時仍兼任上海分行經理。國民政府為了大力吸納民間閒散資金，推進小額儲蓄，決定擴大儲蓄網點。宋漢章和貝祖詒從香港致函各分行經理，要求從速着手籌備，積極進行，並於1941年4月制定了《中國銀行籌設簡易儲蓄處辦法綱要》，規定各分支行處，應選擇相當地區，呈准總處籌設。到是年年底，中行新設簡易儲蓄處64處。此項措施對抗戰起到一定的作用。

　　出任中央銀行總裁

　　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淪陷。中國銀行駐港辦事處人員陸續撤回重慶。1944年，貝祖詒以中國代表身份出席在布雷頓森林召開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會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此時，宋子文已出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作為宋的親信，貝祖詒於1946年2月26日被任命為中央銀行總裁。

　　戰後中國經濟面臨着復興重建的艱巨任務，宋子文衡量形勢，決定實行金融開放政策，同時決定以中央銀行庫存黃金為基礎，以官定價格通過上海黃金市場買賣，藉此回收過量發行的法幣，吸取民間游資，穩定通貨，並給金融開放政策以有力支撐。1946年2月25日，國防最高委員會通過開放外匯市場的決議。3月1日，貝祖詒到央行走馬上任，專心處理買賣外匯和配售黃金事宜。3月4日，國民政府行政院宣布實施《管理外匯暫行辦法》、《進出口暫行辦法》等一系列重大措施，將法幣外匯定價定為1美元合法幣2020元，指定中外二十七家銀行及少數行號經營外匯買賣。

　　貝祖詒上任之初，國共和談正在進行，外匯法定價格與黑市價格相差不多，外匯供應比較寬裕，再加上黃金配售，中央銀行擁有外匯資金約8億多美元，黃金600萬兩，還有大量的敵偽產業以及美軍剩餘外資和聯合國救濟物資，可以隨時運用，使得外匯市場比較穩定。但到了1946年7月，內戰全面爆發，外匯市場形勢逐步惡化，外貨湧進，民族工業難以與之抗衡，瀕於破產。經宋子文首肯，8月19日，貝祖詒將外匯匯率提高到法幣3350元對1美元。消息一出，國內外輿論大嘩。

　　外匯匯率第一次調整後，不但黑市外匯水漲船高，物價也跟着大幅度地上漲。宋子文、貝祖詒迫不得已，只有大量拋售黃金，最多時一天拋售10萬兩，以穩定黃金官定價格。1946年12月，售出黃金78萬餘兩，1947年1月，售出黃金67萬餘兩。宋子文、貝祖詒還修正了進出口貿易辦法，企圖減少外匯供應。然而，外匯供應越少，外匯黑市價格越高，套匯、逃匯之風愈烈。到1947年2月15日，中央銀行因庫存黃金接近枯竭，不得不宣布停售黃金。

　　上海黃金風潮爆發，導致經濟危機，引發全國社會動盪，輿論嘩然，宋子文因而成為眾矢之的。3月1日，國防最高委員會決議，行政院長宋子文辭職照准，由蔣介石兼任行政院長；貝祖詒中央銀行總裁的職務也由張嘉璈替代。

　　貝祖詒自中央銀行卸職後回到中國銀行，繼續擔任副總經理。1947年8月，陳光甫辭去中行常務董事一職，由貝祖詒接替。1948年，貝祖詒任中國技術代表團團長，前往美國，商談有關爭取美國援助問題，但沒有結果。此後，貝祖詒定居美國，曾任美亞保險公司董事長、紐約斯泰公司顧問。1954年以前，中國銀行仍為他保留了董事席位。1962年，貝祖詒出任香港上海商業銀行董事長。1973年退休，結束了他的銀行家活動，此後定居紐約。

　　張嘉璈對貝祖詒曾有這樣的評價：「貝為中國銀行家，亦為國外匯兌與國際金融專家。一生為中國銀行及國家財政金融服務達三十五年，而以在中國銀行時間最久，計三十三年。中國銀行國外匯兌業務之創辦與中國銀行改組為國際匯兌銀行後，其地位之確立與業務之擴展，貝氏貢獻甚大。中國幣制於一九三五年改為法幣及抗戰期間法幣之維持一切措施，貝氏參與協助，尤著功勳。」這是對貝祖詒為中國民族金融業所作貢獻的中肯評價。

　　1982年12月27日，貝祖詒在紐約逝世，享年89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