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回歸祖國,恰逢國家執政黨生日,是歷史的巧合。
一八九八年六月清政府被迫與大英帝國政府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把九龍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的中國土地租借給英國,為期九十九年至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當時,沒有人、也不可能有人預期二十三年後中國共產黨成立。
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二一年七月成立。在特殊歷史條件下,出席第一次黨代會的代表,不記得當年開會的確切日子,也無從查考。於是,一九四一年中共第四次代表大會確定一九二一年七月第一天為中國共產黨的生日。至今沒有任何一種回憶稱,選擇這一日子同香港回歸相關聯。
需形成尊重國家執政黨風氣
香港回歸日和國家執政黨生日沒有關聯。香港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兩制」。因此,自一九九七年以來,特區政府和建制派不把特區成立與國家執政黨誕生相聯繫。但是,自二○○三年七一遊行以來,「拒中抗共」勢力於每年七月一日組織反對國家執政黨為宗旨的集會遊行,在主觀上和客觀上把二者聯繫了起來。
另一方面,由於歷史因素,香港一部分家庭對國家執政黨持有成見,他們為個人或家庭在內地曾經的遭際耿耿於懷,只承認「歷史中國」、「傳統文化中國」,而拒絕承認「政治中國」,即不願意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同樣由於歷史因素,香港一部分居民對「一國兩制」持有偏見,至今,香港社會主流意識依然以為,無論制度還是價值觀,香港都優於國家主體。
在已經回歸了近二十年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對於國家執政黨的態度大抵分為三類。第一類是「拒中抗共」勢力,包括傳統「泛民」主流和冒起於「佔中」的本土激進分離分子,他們必欲推翻國家執政黨而後快。第二類是政治態度不強烈或不鮮明卻深受西方意識形態薰陶者,他們對國家執政黨反感或冷淡,如果不得不發生聯繫,則或者虛與委蛇,或者敬而遠之,有些人甚至避之唯恐不及。第三類是建制派的大多數,尤其愛國愛港中堅力量,他們尊重國家執政黨,明白香港與內地相互尊重對方的制度是「一國兩制」應有之義。
不能不指出的是,由於複雜因素,香港社會迄未形成尊重國家執政黨的風氣,突出表現於兩點:其一,《基本法》第二十三條所規定的為維護國家安全的香港本地立法工作不僅夭折,而且被「妖魔化」;其二,「愛國愛港」被視為「原罪」。
第一位行政長官和第二位行政長官分別當選後,都沒有公開簽署聲明書以聲明本人不屬於任何政黨。第三位行政長官開創了公開簽署這樣的聲明書的先例。為什麼?因為他被香港一些人貼上「中國共產黨黨員」的標籤。即使他以種種實際行動來證明他信奉「香港永久居民優先」,但是,他競選行政長官時的主要助手、並出任其行政會議成員的某知名人士,仍然一再稱他有政治上的「原罪」。
香港社會迄未形成尊重國家執政黨的風氣,與香港社會長期對於國家主體改革開放的誤解相關聯。儘管國家執政黨一直稱國家主體經濟體制改革是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為目標,但是,香港不少居民一直以為「社會主義」只是裝飾,內地實際走資本主義道路。因此,他們希望並預期國家主體的政治體制改革也將走上資本主義道路而改行西方政治制度。
不能迷信西方政治制度
香港社會迄未形成尊重國家執政黨的風氣,也與香港社會長期對於港英年代的迷思相關聯。儘管港英政府在「九七」前拒絕推動香港製造業向高科技轉型而導致香港產業結構「空洞化」,並且匆匆推行代議政制、製造香港回歸之路與民主之路的分歧而導致香港政治基本矛盾,為「九七」後特區經濟轉型和政治發展設置重重障礙。但是,「九七」前香港繁榮穩定使香港不少居民以為,只要延續「九七」前留下的制度和人事,特區就能保持繁榮穩定;只要沿續「九七」前開通的民主之路走下去,特區就能照搬西方政治模式。
香港社會迄未形成尊重國家執政黨的風氣,還與香港社會長期對於西方的迷信相關聯。儘管西方經濟政治社會制度自二○○八年美國爆發「百年一遇」金融危機並導致二○○九年全球經濟普遍衰退以來已深陷空前危機,但是「拒中抗共」勢力在二○一五年仍舊奉西方政治制度為普世模式而追求所謂「真普選」。即使事實證明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可能推行西方民主模式、也尚不具備普選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全部議員的條件,「拒中抗共」勢力仍要求第五任行政長官於二○一七年七月一日上任後重新啟動以「真普選」為目標的政改。
「一國兩制」實踐即將邁入第三個十年。必須盡快改變或扭轉上述誤解、迷思、迷信,形成尊重國家執政黨的風氣,否則,「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繼續實踐就將舉步維艱。這決非危言聳聽,而是真愛香港的香港居民必須明白的現實。建制派領袖人物,尤其愛國愛港中堅力量的領袖和骨幹必須努力。 資深評論員,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