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自上世紀七十年代初以來，美元走勢大體上經歷幾個階段，而每輪周期中，美元的波幅是逐步收窄的

　　美元周期歷來與全球金融市場聯繫緊密。細數過去四十餘年每輪美元漲跌，都引發了同期全球資本流動的加劇。回顧當下，美元指數已經經歷了近七年的整體上漲周期。一般來看，歷史上美元走強或走弱階段，平均為六至七年，但去年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以及英國脫歐事件的出現，延長了本輪美元上漲周期，推動美元繼續走高。\瑞穗證券亞洲公司董事總經理、首席經濟學家 沈建光

　　展望未來，伴隨着特朗普新政受阻，歐元區經濟有所改善且政治不確定性有所降低。筆者認為，美元指數或已接近本輪周期的頂點，預計今年美元大概率在95至105之間震盪，很難突破110。美元強勢態勢的趨緩，對防範人民幣大幅貶值與資本大規模流出有利。在外部經濟環境趨好的背景下，中國加快供給側改革，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抑制房地產泡沫與去槓桿等，應該把握較好的外部時機。

　　加息未必推升美元走勢

　　美元走勢與全球資本流動歷來聯繫緊密。據筆者觀察，自上個世紀70年代初，「尼克松衝擊」打破布雷頓森林固定匯率體系，金本位制度讓位於美元本位制度的四十餘年間裏，全球資本流動的急速變化與美元周期關係緊密。既然美元走勢與全球資本流動的關係如此密切，那麼，市場必然關心持續多年上漲的美元何時會迎來拐點？筆者認為，如今的美元已經十分接近於周期的頂點。支持上述判斷的主要有幾方面理由：

　　首先，前期美元強勁上漲一定程度上透支了利好政策。此前市場對於特朗普新政落地的預期似乎過於樂觀。而早在年初，筆者便發表專欄文章，提示去年底美元走強，其實很大程度上提前透支了樂觀預期，一旦特朗普新政落實並不順利，美元就可能出現反轉。而近期特朗普醫改議案以失敗告終，美元隨即走弱，證實了筆者的擔憂。

　　其次，美國經濟似乎也難以承受過強美元。從基本面來看，筆者一直強調，美國經濟雖然有所反彈，但考慮到美元指數已經是八年來新高，美國經濟，特別是製造業和出口未必能夠承受過強美元。據筆者觀察，美國貿易赤字的下降，主要得益於頁岩氣革命帶動的能源貿易逆差大幅縮減，非能源貿易逆差甚至高於危機之前。此外，再工業化進程緩慢，美國高消費、低儲蓄的情況也沒有明顯改觀。

　　再次，歐洲經濟與政治也出現了一些積極跡象。歐元佔據美元指數權重一半以上，過去六年，歐元兌美元下跌接近30%，但不難觀察到，最近一段時間，歐洲悲觀的情況有所改善。基於經濟與政治風向的轉好，預計歐元在今年有望接近底部，進而制約美元指數上行空間。

　　當然，有觀點不同於筆者的判斷，主要基於以下兩因素，即美聯儲加息及美國重回里根強美元時代的歷史經驗。

　　筆者對此認為，一方面，美聯儲加息與美元走強並無必然聯繫。筆者詳細梳理了上個世紀70年代以來七輪美聯儲加息周期，與普遍預期相反的是，每輪加息後美元走弱是大概率事件。

　　另一方面，筆者認為，特朗普時代與里根時期明顯不同。一是經濟背景明顯不同。里根上任初期，美國經濟處於衰退之中，1980年美國GDP僅為-0.2%。但如今情況大不相同，通過幾輪量化寬鬆政策，美國經濟向好持續數年。二是美元周期的波幅有所收窄，美元波峰再難回到當時頂點。筆者梳理了自上個世紀70年代初以來，美元走勢大體上經歷的幾個階段，發現每輪周期中，美元的波幅是逐步收窄的。從這個角度來說，本輪美元周期的頂點，也很難回到里根時期。

　　人幣穩匯價改革遇良機

　　綜上，筆者認為，近一兩年，美元已經十分接近周期頂點，延續前期強勢上漲態勢的可能性不大，明年甚至可能出現走弱態勢。而這有助於緩釋前期人民幣貶值與資本流出的較大壓力。

　　在筆者看來，外部經濟環境的好轉是個機遇，未來兩年中國將迎來改革的良好時機，改革的重點涉及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國央行行長助理張曉慧曾在年初《貨幣政策回顧與展望》一文中，提及傳統的「三元悖論」可能正在向「二元悖論」轉化，暗示今年央行貨幣政策或將防範資本大規模流動衝擊實體經濟納入重點考量。

　　考慮到未來一段時間，人民幣貶值壓力有所緩解，預計加強資本管制的必要性下降，但未來決策層在資本管制上會更加細緻，對項目進行甄別，對一些認定為非理性投資會加大監管，但滿足資金匯出條件的利潤匯出有望受鼓勵。

　　此外，筆者預計，中國會對美國企業長期以來針對中國市場存在的差別化待遇、政策壁壘等方面做出回應，在對外開放、產權保護、促進市場公平、減少貿易壁壘等做出改變，以一定程度上增加美國商品與貿易進口作為積極表態。

　　今年以來，內地經濟增長態勢良好，但卻面臨着房地產泡沫與槓桿率增加的風險，外部壓力減少是實施加快改革的好時機。例如在房地產方面，去年房產資產價格的攀升，也與同期資本管制、人民幣貶值的背景下，避險情緒加大，居民追逐相對安全的一線城市房產有關。但毫無疑問，泡沫對經濟存在隱憂，依靠限購等行政手段穩定市場只是短期之法，長效機制的推出則更為迫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