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二年三月，港大民研中心就特首選舉舉行所謂「民間全民投票」，據統計有約二十萬人參與。當時，鍾庭耀利用其主持開發的系統收集了大量選民身份證、電話號碼資訊。二○一四年，戴耀廷聲稱，「佔中公投」有八十萬人參與。去年立法會選舉期間，戴耀廷、趙家賢聯合「民主動力」，推銷「雷動計劃」，自八月二十二日起每天擴大滾動民調採樣數量並公布資料，藉以號召市民投票支持選情告急的反對派候選人，實現配票。近日，戴耀廷、鍾庭耀再次上線「Popvote」系統，啟動「特首民投」計劃，就特首選舉進行所謂的公民提名和投票。

　　五年來，戴、鍾二人進行的一系列計劃投入了大量技術資源，儘管回應者和社會影響都不如人意，卻依然熱情滿滿，不禁讓人心生疑問，開發這些系統的目的是什麼？真如他們所說是為了延續民間公投的精神，推進公民社會民主，讓港人熟悉以全民投票的方法就香港重大問題作決定嗎？

　　如果是為了推進公民社會的民主參與，進行普通的民意調查和匿名投票就可以了，為何要蒐集選民的身份證號和電話號碼呢？如果讓港人熟悉以全民投票的方法作決定，區議會、立法會選舉中港人已經在實體票站行使投票權，為何要再投入重金研發電子系統，並冠以「公投」之名呢？

　　仔細分析，魔鬼就在細節中。原來這些號稱高尚目的的「畫皮」之下藏着不可告人的政治野心，遠非表達理念、彙集民意這樣簡單。戴耀廷的老闆正在下一盤很大的棋，目力所及這一棋局主要分三步：

　　第一步：蒐集資料，借技術平台搞政治

　　五年來，戴、鍾二人積極開發、運用電子投票系統，表面上是為民眾表達意見提供平台，實際上卻在加緊蒐集選民的個人資訊和資料，利用每次運行添加資訊、完善系統。

　　近日，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已對「特首民投」涉嫌違法蒐集、儲存和應用個人資訊開展調查，他們卻並不收手，使用「telegram」機器人程式「借屍還魂」，繼續以更隱蔽的手段蒐集選民資料，無非就是看到了未來政治的發展趨勢：即擁有資訊就擁有了話語權，掌握了平台就掌握了主動權，新技術平台可以幾何級數放大動員能力，超越任何傳統政黨的政治影響力。

　　新技術的使用便利了溝通，同時也帶來了風險。人們在日常溝通的同時也會泄露大量個人的資訊。據說恐怖大亨拉登就是使用了移動電話，被追蹤到位置定點清除的，如果這些資訊落入某些「野心家」手裏後果不堪設想。

　　香港目前七百多萬人口，三百多萬選民，一個掌握了八十萬選民資訊資料的平台能量可想而知，相當於香港紀律部隊人數的十幾倍，最大政黨民建聯黨員的四十倍。有什麼比對這八十萬選民施加政治影響力更有誘惑呢？看來戴耀廷是想做香港的朱克伯格，不過朱克伯格沒有公開用facebook搞政治。

　　第二步：操縱選舉，挾「民意」令諸侯

　　在資料蒐集完成後，就意味着系統獲得了足夠的認知和參與，實質性的政治影響將開始進行。因為資訊的蒐集、回饋、發布都經過這一平台，所以選民就被這一平台控制了，真實的民意無從知曉，每個平台上的選民看到的都是戴耀廷發布的「民意」，按照他的要求充當「雷霆救兵」之類的角色，選民就這樣失去了自己的意志和自由，完全淪為了棋子，選舉也就以這樣一種極具迷惑性的方式被操縱了。

　　而且，一旦這一平台的認受性不斷提高，戴耀廷就可以挾「民意」抗衡任意建制或泛民政黨，自己成為民主和公義的化身，凡是與己為敵者就是與「民意」為敵，號令武林，莫敢不從。要知道，成立一個政黨，需要默默耕耘數十年，還要接受嚴格的法律規制，而建立一個系統五年多就可以逐漸成熟，而且披着新科技的外衣不受任何法律和政治倫理規管，好一個高明的終南捷徑。

　　第三步：「反華亂港」，推行「顏色革命」

　　縱觀世界，政治類技術平台的使用無非兩種取向，一是充當推銷某一意識形態的平台；二是成為反對某一意識形態的平台。以美國為例，其瓦解敵對勢力政權無外乎採用兩大模式：一為「擊垮」蘇聯的模式，通過思想滲透，扶植體系內的代理人，自上而下、由內而外地肢解對手。二為「阿拉伯之春」模式，通過社會性動員推動現實政變，自下而上、由外而內地消滅目標政權。

　　無論戴耀廷的平台此前和美國或其他國家的情報組織有無關係，當其達到一定的社會認受度後，經濟上大可待價而沽、獲得源源不斷的美元支持，政治上也正可為美國在港推行「顏色革命」、制衡中國所用。正如美國前總統克林頓所聲稱的：「美國不是通過武力，而是通過資訊、國際交流以及類似的軟手段來戰勝中國。」

　　儘管系統推行過程中並不順利，先是立法會「雷動」變成「雷打不動」、選民反應冷淡，此次「特首民投」某些嗅覺敏銳的選民發覺了自身資訊被濫用的危險並提出投訴，個人資料私隱專員也開始關注，但只要這一計劃存在一天，香港的繁榮穩定頭上始終懸着一柄達摩克利斯之劍。

　　然而，該計劃也有着先天的「阿基里斯之踵」：即只要市民不配合，它將形同虛設。以我對香港市民和社會的了解，戴、鍾二人「一統江湖」的大業恐怕永遠難以達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