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香港是非主權的獨立經濟體，紐約與倫敦並非適當的參照對象；要評估自身發展，尋找未來路向，應嘗試參照瑞士、新加坡、韓國等經濟體。另外，穩定優勢產業外，亦需推動產業結構的適度多元化/資料圖片

　　「紐倫港」的提法，讓很多人把紐約和倫敦視為香港社會經濟發展的參照物，以紐約和倫敦為標準來評估自身的發展、尋找未來的方向，而忽略了香港作為「一國兩制」下的獨立經濟體，其經濟、社會發展的目標和要求，與作為城市的紐約和倫敦有本質上的不同。

　　利豐發展（中國）有限公司、利豐研究中心副總裁 洪雯博士

　　2008年美國《時代》周刊編輯邁克爾．艾略特在其文章《三城記》（A Tale of Three Cities）中，創造了一個全球化時代的新名詞：紐倫港（Nylonkong）。

　　「紐倫港」的誤導

　　「紐倫港」是紐約、倫敦、香港三個城市的合稱。在文章發表時，這三個城市是全球排名前三位的國際金融中心，坐落於不同的洲份和時區，具互補性，三個城市所架構的金融網絡主導了世界金融體系。同時，這三個城市均取得了矚目的經濟成就及具有相似的文化特色，例如均有較大比例的移民人口、文化產業具有區域影響力等等。因此，《時代》周刊把「紐倫港」並列為21世紀三大國際都會，視之為全球化的典範，並認為三個城市將在21世紀持續領導全球各大地區的發展潮流。

　　「紐倫港」的提法，在全球引起了廣泛討論，更被港人引以為傲。一百多年前尚是小漁村的香港，能成為與紐約、倫敦並列的全球最領先的國際大都會，實是不可否認的輝煌成就。

　　不過，在為香港成就鼓舞的同時，筆者個人認為，「紐倫港」的提法，從兩個方面誤導了香港和國際社會。

　　其一，「紐倫港」的提法，讓很多人將紐約和倫敦視為香港社會經濟發展的參照物，以紐約和倫敦為標準來評估自身的發展，尋找未來的方向，而忽略了香港作為「一國兩制」下的獨立經濟體，其經濟、社會發展的目標和要求，與作為城市的紐約和倫敦有本質上的不同。

　　其二，「紐倫港」被視為全球化的典範，使香港社會追逐與紐約、倫敦看齊的全球化水平和模式，忽略了全球化可能帶來的弊端─而這種弊端為香港帶來的衝擊，與為紐約和倫敦帶來的衝擊有很大不同。

　　腹地優勢與邊界限制

　　紐約和倫敦是城市，香港則是「一國兩制」下的非主權獨立經濟體，兩者在性質上有本質的區別。

　　具體來看，紐約和倫敦是各自國家整體經濟的一部分，她們與整體國家之間無論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均無任何阻隔。也就是說，她們各自擁有一個天然的、無邊界阻隔的腹地，支撐起她們作為全球產業鏈頂端的功能。

　　因此，紐約和倫敦可以不必追求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的多元化，因為產業、就業多元化的問題可以在全國範圍來解決；紐約和倫敦只要在金融等高端產業方面發揮帶動全國、引領全球的功能即可，其他功能的不足和實體經濟的缺乏，可以由其腹地來補足（是否成功補足了則是另一回事）。

　　而這種核心與其腹地之間的相互配合，其基礎正是在於紐約、倫敦的人口可以在全國範圍內自由流動。事實上，高度的全球化和產業的高端化，必然導致中下層次的就業流失，其就業結構必然出現兩極化的傾向，因為往往只有高增值就業及無法轉移出去的消費性低增值就業才能留下來。不過，由於紐約和倫敦的人口與全國相通，難以或不適合在紐約和倫敦謀生的人，可以有一個廣大的腹地可以轉移，可以在更大的範圍去尋找工作匹配，而不太容易出現「坐困愁城」的局面。

　　相比之下，香港是一個非主權獨立經濟體，雖與國家聯繫緊密，卻不擁有一個天然、無邊界的緩衝腹地存在；即便是被視為香港腹地的珠三角，與香港之間的物流、資金流均存在邊界，而人的流動更是受邊界所限。

　　底層人口「固化」在港

　　從香港同內地之間的人口流動狀況來看，現實情況是流入（香港）大於流出，而流入（香港）以基層人口為主，流出（香港）則以中、高技能人士為主。

　　在流入方面，單程證人士移居香港是香港人口增長的主要來源之一，佔本地人口增長的90%以上。從上世紀80年代初期單程證政策開始實施，至今已流入近百萬人，遠遠超過通過人才計劃、就業、求學或其他渠道從內地流入香港的中、高端人才。客觀來看，單程證人口的教育程度、就業參與程度普遍低於香港平均水準，是香港基層人口快速增加的原因之一。

　　在人口流出方面，香港產業進入內地，必然帶動部分港人到內地就業。不過，這種到內地就業的機會並非均衡地對不同教育背景、不同階層的人士開放。據呂大樂教授對統計資料的分析發現，港企到內地投資，並未能帶動香港中下層勞工到內地就業；相反，已走入內地、或有能力走入內地的港人，以中、上知識和技能層次、有相當經驗及資歷的經理、行政人員、專業人士為主（2010年佔在內地工作港人的80%以上），而且近年已轉為以服務業的較高層職位為主。

　　事實上，因兩地最低工資的差距，低技能勞工並未能跟隨香港企業走入內地的步伐而轉移內地，而社會底層人口更是依賴香港提供的綜援、公屋、公共醫療、免費教育等社會福利和服務，而「固化」在香港，不斷流入而無法流出，形成困局。就連因內地成本較低而到珠三角養老的港人，亦集中在有一定財富積累的中、或中間偏下階層。近年，多有在內地的港人因承受不住內地生活指數上漲回流香港的情況。

　　產業結構需匹配勞動力特點

　　也就是說，越是基層的人口，就越離不開香港。這種移入基層人口、流出中高端人口的流向，大大加劇了香港社會兩極分化的趨勢。

　　由此可見，高度全球化、產業高端化給紐約和倫敦的帶來的弊端，可以在全國範圍內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衝，而香港作為獨立經濟體的性質，決定了其與外界之間的人口流通受到各種因素的限制──這種限制，使得香港在面對全球化的衝擊時，並無一個天然的緩衝地帶可以依賴，全球化的衝擊因此會顯現得更為明顯。

　　從上述討論可見，作為城市，紐約、倫敦，乃至上海等城市，其經濟結構可以集中在金融等高端產業，不一定追求多元化和實體化；由於其人口可以在國家範圍內流動，因此其就業結構可以得到國家整體產業基礎的支持，與全國其他城市進行就業分工。

　　而作為獨立經濟體的香港，勞動力流動性較弱，因此其產業結構必須與勞動力結構基本匹配，不能只要高增值就業，而將中低增值的產業和職位全部移走，也不能只發展個別產業。

　　固然，香港可以從全球吸引人才，香港人也可走出香港，走入內地或全球各地。但現實情況是，高端人才的跨境流動相對較易，而基層人口的流動往往受到諸多因素的阻隔，要困難得多。

　　應為青年提供向上流動機會

　　因應香港現實的人口結構和流動趨勢，要避免就業市場出現結構性失調，根本的選擇就是在穩定優勢產業的同時，推動產業結構的適度多元化，在全球化的大潮下亦不應盲目放棄中層及基層就業，為香港人提供多層次、多樣化的就業選擇。所以，香港的產業發展應該高、中、低兼顧。

　　無疑，香港必須大力發展高增值、不易被取代的高端產業，這讓香港這個無資源和能源、本地市場狹小、成本高昂的地方能保持對國家、對亞太區、乃至對全球經濟的重要性。如金融、法律等高端服務業，是香港的全球競爭力所在，這些產業當然應以全球最高水平的城市，包括紐約、倫敦等作為自己的發展參照。即是說，「紐倫港」這一提法，應放在產業層次，而不是整體經濟層面來考量。

　　同時，香港中層就業在整體就業結構中出現萎縮，使基層人士、尤其是年輕人缺乏向上流動的空間，這是香港最核心的經濟、社會矛盾所在，並在政治層面產生影響。

　　香港急需扭轉中層就業流失、就業結構兩極分化的趨勢，大力增加中層就業的數量，並拓寬選擇面，增加經濟多樣性，為年輕人提供向上流動的機會。

　　另外，配合香港人口結構和流動趨勢的變化，基層就業在香港就業結構中亦舉足輕重。香港目前基本處於全民就業狀態，基層就業在某些範疇甚至出現勞工不足情況，因此短期內並非矛盾的焦點。不過，旅遊和零售業正在冷卻，香港需要緊密跟蹤基層職位的變化，並在中長期為基層就業開拓多樣化來源。

　　星韓經濟體更具參照價值

　　今年四月，英國調查機構Z/Yen Group公布了最新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數，新加坡超過香港躋身三甲，香港各界因此紛紛嘆息「紐倫港」不再。然而，社會討論的焦點還是放在單個產業的排名方面，卻忽略了香港作為獨立經濟體，應該擁有的多元產業和就業結構。

　　「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是一個非主權的獨立經濟體；因此，紐約與倫敦並非適當的參照對象，讓香港去評估自身的發展，找尋未來的路向。更恰當的發展參照物，可能應該是瑞士、新加坡、韓國這樣的經濟體。

　　另外，讓老百姓安居樂業，遠較什麼排名更為重要。要避免就業出現結構失調，根本的選擇就是在穩定優勢產業的同時，推動產業結構的適度多元化，大量增加中層就業，為年輕人提供多樣化的就業選擇。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