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由於更高的可支配收入以及人口結構的邊際消費傾向提升，中國居民逐步追求更高品質的生活

　　老的三駕馬車是投資、消費和出口，老投資就是房子加基建和產能，老消費主要是房子、車子、家電，出口原來主要是為歐美生產的山寨化產品。眼下傳統三大投資領域全面減速，產能過剩和債務約束問題嚴重；傳統「衣食住行」消費也都一定程度上趨於飽和，官方解讀是「模仿型排浪式消費階段基本結束，個性化多樣化消費漸成主流」。與此同時，全球總需求增長放緩加上國內勞動力成本優勢消退，也使得出口對增長的拉動力減弱。/東方證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總裁助理 邵宇

　　新需求就是新三駕馬車：新消費就是消費升級，消費的品質、內涵擴大，同時發展新型的消費增長點。更高的可支配收入以及人口結構的邊際消費傾向提升，為居民的需求充分釋放提供了前提條件，並追求更高品質的生活，新興的消費理念和消費形態則將推動消費不斷升級。

　　重構內外循環格局

　　更重要的是公共服務普及化，在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階段下，大量流動人口進入城市後，包括醫療、衛生、教育、養老等在內的需求增長巨大，這些都是新消費的來源。具體而言，新消費包括傳統消費升級與品牌化、文化體育和健康等公共服務類消費的普及化，以及信息消費等新型消費的科技化和互聯網化，同時伴隨着個性化和定制化的需求。

　　新的投資是智慧的投資和有效的投資，它體現在深度城市化裏頭的新一代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新型城鎮化即我們所強調的深度城市化，在實現可持續增長的前提下，也提供了足夠大投資與需求層面的想像空間，將與消費升級、人民幣國際化共同成為支撐未來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新三駕馬車，將成為中國經濟衝出三重斷裂帶的重要抓手。其主要內容包括教科文衛體，新的公共服務設施和海外互聯互通的基礎設施，關鍵在於提升投資的有效性和針對性。

　　在全球化大循環出現局部斷裂的情況下，中國應該建立以自己為主的小循環或內循環：一方面，通過不斷擴大內陸沿邊、外部沿海開放和遠程綠地投資，如推進「一帶一路」建設，來形成全方位開放的新格局，另一方面，通過深度城市化的梯次結構激發內需潛能（投資＋消費），形成內部的自我循環。

　　具體而言，首先是通過國家戰略層面的產業布局與區域協調發展，有效發揮政府在戰略規劃、政策引導和公共產品提供方面發揮重大作用，破解發展斷裂帶下增長動力的缺失。在增長動力方面，在主體功能區規劃清晰的前提下，將3000多個縣級行政單位參與的全員GDP錦標賽，升級為20至30個超級城市群之間的比賽，重塑扁平而有效的中央地方關係，既保障地方的活力釋放，也強化了中央的有效指導。通過「一帶一路」、京津冀、長江經濟帶等區域實踐建立起未來深度城市化的梯次範本。

　　推進公私合營模式

　　其次，可在範本建設中大力推進PPP，即公私合營夥伴關係，在城市建設中同步進行政府適度去槓桿和投融資體制機制改革。地方政府融資渠道單一和民資參與不足，是目前地方政府的深度城市化支出財力緊張的兩個重要原因，而解決途徑也將主要從這兩方面入手。一方面，可以通過財稅體制改革，完善轉移支付制度，培育地方主體稅種，包括房地產稅的完善等，平衡地方政府資金來源。另一方面，鼓勵民間資本採取獨資、控股、參股或者以BT、BOT、PPP等市場化模式參與投資建設運營，這也是未來值得關注的核心亮點。

　　新的出口主要體現在新的市場，以高鐵核電為核心的升級產品，從加工貿易到一般貿易的升級，在巨額外匯儲備的保駕護航下，向亞太和其他新興市場地區輸入工程、服務、商品、資本和貨幣─分散貿易對手風險，更有效的進行外匯投資和積極參與全球貨幣競爭，最終實現人民幣國際化。

　　在升級了的「全球化4.0」版本中，中國必然會有全新的對外利益交換格局和策略：一方面「以開放促改革」，即通過對外開放為內部改革引入壓力；另一方面，通過新一輪開放，在日益多極化和治理規則重構後的全球經濟政治格局中發揮更主動的作用。通過「一帶一路」戰略和多層次的自貿協定以及國內自貿區的建設，以貿易加深跨國經濟聯繫，以投資輸出產能和資本，並在這兩個過程嫁接人民幣國際化戰略，最終中國經濟的影響力會伴隨着人民幣的國際化而提升。

　　在「十三五」開局之際，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可以說是策動中國經濟發展的新的戰術安排。

　　供需錯位亟待解決

　　「供需錯位」已然成為中國經濟持續增長的最大路障。住房、教育、醫療甚至打車等問題無不透視着有效需求的不足，一方面，傳統的中低端消費品供給嚴重過剩，如衣服鞋帽玩具等傳統消費價格持續下滑；另一方面，高品質消費品供給不足，中國居民在海外瘋狂掃貨，馬桶蓋也要奔赴日本購買。

　　從長期看，經濟增長取決於長期潛在增長率，也就是資本、勞動力和技術進步。所以要實現長期可持續增長，僅靠需求側的政策是不足的。因此，必須通過改革、經濟結構調整和科技進步，來提高潛在增長率，也就是改善供給側。

　　供給的核心本質上就是一個生產函數，生產函數決定生產可能性邊界。從生產能力和產業組織方式來看，目前很多傳統產業的供給能力大大超出了需求，部分產業已經達到甚至超出資源承載能力，舊模式下的支柱產業房地產的庫存壓力很大，企業槓桿率偏高也使得投資加槓桿的模式難以為繼。這種產能過剩進而帶來增長減速和結構調整同步發生，形成負向循環，進一步加劇了產能過剩。

　　從生產要素相對優勢來看，根據生產函數，決定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是投入的勞動力數、固定資產和綜合技術水平。而人口老齡化趨勢日益發展、勞動力人口比例開始下降使得依賴人口紅利不再現實，企業槓桿率偏高、投資邊際效應遞減帶來的資本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的下降，引進外部技術已經進入一個相對瓶頸期，過去三十年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所依賴的後發優勢都正在逐步消失。

　　當一個經濟體要素驅動不具備可持續性，那麼經濟持續高增長就只有通過技術進步或制度革新改變生產函數實現。因此，中國式的新供給應該從生產函數的各個組成成分入手，進行相應的改良，尤其是通過技術進步、組織創新、專業化和生產創新等來提升全要素生產率。從要素驅動轉向要素效率驅動，再轉向創新驅動是一個自然演化的過程。事實上，本屆政府已經提出的一系列政策取向都是從「新供給」主義出發，改善生產函數，提高要素效率。

　　技術進步成為關鍵

　　廣義的技術進步包括技術創新、產業結構演進、管理水平提升，還包括制度創新。簡而言之就是五新產業，即新技術、新產品、新業態、新模式、新組織必然是未來產能供給的增長前沿。此外，新制度是創新發生的重要保障。技術進步將表現為生產函數曲線的整體移動。

　　首先是新技術和新產品。這兩個新更多代表的是原創，突破性科技或者說技術革命的出現，某種意義上說是小概率事件，有很高的不確定性。因此需要加強基礎研究，強化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通過實施一批國家重大科技項目，在重大創新領域組建一批國家實驗室，來集中支持事關發展全局的基礎研究和共性關鍵技術研究。在此基礎上強化企業創新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形成一批有國際競爭力的創新型領軍企業。最終依託企業、高校、科研院所建設一批國家技術創新中心，形成若干具有強大帶動力的創新型城市和區域創新中心。

　　其次是新模式、新組織、新業態。這塊主要就是圍繞「互聯網＋」領域展開，即用互聯網去改造傳統的製造業，通過發展物聯網技術和應用，發展分享經濟，促進互聯網和經濟社會融合發展。同時，推進「工業4.0」，即「中國製造2025」計劃的實施。重點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推進數據資源開放共享。推進基於互聯網的產業組織、商業模式、供應鏈、物流鏈創新。「互聯網＋」將有效的對傳統行業進行改造，提升要素利用效率。

　　最後是新制度。這就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內容，包括簡政放權、財稅體制改革、國企改革、土地改革、戶籍制度改革等內容。總體而言，這都會使生產要素例如勞動力和資本的成本明顯下降，會使得不僅是生產函數中的有效要素供給上升，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整個經濟也會變得更具彈性和可持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