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艾荃稱，以香港現有的資源，很難將創科產業鏈做到閉環 　　受訪者提供

　　時下唱衰香港之聲不絕於耳，創新動力不足成為重要理據。香港城市大學知識轉移處（KTO）處長艾荃指出，類似論調太悲觀，香港仍有創新潛力尚待「活化」。如大學研發根基深厚，並擁有完善的專利轉化體系，可與深圳資源進行對接、打造區域性創新生態圈。「兩地若能克服各自心態問題，真正做到優勢互補，未來超越硅谷並非奢談。/ 大公報記者 李靈修

　　艾荃於2014年任職香港城市大學之前，曾在美國史丹福大學技術許可辦公室（OTL）工作六年，其間管理過380個發明專案，亦見證學校持續為硅谷輸送原創技術，成就一個個商業傳奇。

　　專利保障至關重要

　　譬如，Google核心搜索算法「Page Rank Algorithm」，源於創始人拉里．佩奇在史丹福大學的博士研究課題。據艾荃引述，拉里．佩奇並無創業打算，原等畢業後做教授。但該算法完成專利申請後，發現市面上的IT公司對此不感興趣。「Larry堅信這項技術很有前途，就找來同學謝爾蓋．布林聯合創辦了Google。」

　　由於「Page Rank」是學校立項研究課題，史丹福擁有專利所有權。艾荃指出，Google成立後首要面臨的問題，就是要與校方簽署技術授權合同。考慮到公司創業初期資金有限，Google最終向史丹福出讓股份作為授權費用。這部分股份幾經稀釋，在公司2004年上市時僅剩0.7%，但仍為學校帶來3.3億美元的投資回報。

　　在艾荃看來，高等學府的科研項目如同創新寶庫，「挖掘」的關鍵在於產權制度的完善。1980年美國國會通過的《拜杜法案》，成為美國創新井噴的重要節點。該法案使得私人部門可享有政府資助科研項目的專利權，從而極大促進了科研成果產業化的動力。在此之前，美國聯邦政府擁有近2.8萬項專利，其中不到5%的專利技術被成功轉移到工商業。

　　如今香港高等學府均設立知識轉移處（KTO），部門架構與美國的技術轉移部門一脈相承。艾荃在城市大學任職已有兩年時間，卻常感慨推進工作力有未逮。他直言，香港創新最大的問題在於心態，了解到部分香港創業者由於不熟悉內地環境，在產品推廣階段即完全放棄北上，十分可惜。

　　事實上，香港科技大學、北京大學與深圳市政府於1999年就曾成立「深港產學研基地」，旨在打造具有競爭力的科技成果孵化與產業化基地，並藉此將香港高新技術人才培養引進基地。其後，香港理工大學等六所本土高等學府陸續在深圳南山區設立產學研基地，進行校內創新項目孵化。但從目前進駐情況來看，香港本土創業團隊寥寥，反而是港漂學生更願意前往。

　　本土主義無助發展

　　另一方面，香港社會存在「多說多錯、少說少錯」的觀念，使得制度創新工作推進艱難。艾荃察覺到香港業界有種擔心，過多對接深圳的創新資源，最終會被後者「吃掉」。「有人將大疆無人機的成功，看作是拿香港的技術便宜了內地。」

　　艾荃指出，以香港現有的資源，很難將創科產業鏈做到閉環。如果只是站在本土的立場考慮創新問題，注定是沒有出路的。他更用以色列舉例，以色列政府樂意幫助本國企業去海外開拓或上市，就是看到「世界是平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通吃。」他提議，政府必須站在區域性發展戰略的高度，規劃深港創新合作前景。因為兩地優劣勢都非常明顯，且各自短板無法彌補，未來只有聯手共進才是最佳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