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趙令畤的筆記《侯鯖錄》卷第二載：

　　唐武宗即位，憤怒地發表宣言：使我天下窮困的，是佛教！下令全面清除寺院，清退僧人。這場廢佛運動，拆除寺廟四千六百所，清退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還有為寺廟服務的奴婢十五萬人。西京，保留了四座佛寺，數十個僧人；東京，只留下兩座寺廟。

　　唐武宗前，佛教已經有兩次大劫。公元四四五年，北魏太武帝下令，誅殺長安僧侶，焚毀佛像，全國廢佛。第二年，再度下令焚毀佛像、經籍，坑殺寺僧。公元五七三年，北周武帝下令：禁止儒家以外的祭祀，廢除四萬寺院，三百萬僧眾還俗為軍民。

　　唐武宗前的兩次大廢佛，各有各的原因和觸發點，但一定給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此多的僧眾，既費錢，又礙事，不如找個由頭——一個人的信仰，決定了他的處事態度。

　　要學會全面客觀看問題，真的很難，即便他是皇帝。廢佛運動，成績固然巨大，但天下就此富裕了嗎？肯定沒有，因此，佛教不是天下窮困的最主要原因，佛教不是，其他教也沒這個能耐。天下的貧富，取決於綜合治理，是個互相聯繫互為因果的有機體。

　　不過，佛教的興盛，的確也帶動了更多的產業，看看，為四千六百所寺廟服務的，就有十五萬人之多。趙令畤寫這一段的時候，還有幾句小字體的附記：本朝景德中，天下有二萬五千寺，嘉祐間有三萬九千寺。幾百年間，已經數十倍發展，那是怎樣一種景象呢？

　　其實，這還都是表面的，佛教是精神產品，靠的是思想傳播，佔領一個人的靈魂，那才厲害。也許，唐武宗想讓他的君本位思想永遠流傳，而用天下貧困禍首的理由來廢佛，只是一個藉口罷了。況且，一個道教徒做出這樣的行為，難免不挾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