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卓先生一九八三年夏天來到北京，約我一起前往艾青家中。這才知道，艾青家與我工作的《北京晚報》相距甚近。報社在西裱褙胡同，艾青的家則在東裱褙胡同里一個往南拐進去的小胡同——豐收胡同。東、西裱褙胡同，本是同一條胡同，后因修建北京站，自車站廣場往北開出一條「北京站街」，遂將裱褙胡同一分為二。從報社沿胡同往東，走過北京站街，直行百米，南拐即到艾青家，步行只需十多分鍾。

　　裱褙胡同不寬，但很長，在北京胡同里它雖不着名，但仍有誇耀之處。西裱褙胡同有一座老房子，即明代兵部左侍郎于謙故居。義和團運動爆發時，北京義和團的第一個壇口，便在這個四合院里悄然成立，隨之掀起驚天風雲。東裱褙胡同東端，聳立着著名的古觀象台。早期來華的西方傳教士湯若望，曾在此居住，觀察天象，研究歷法。義和團與西方傳教士，相斥的歷史兩級，竟然存在於同一條胡同的兩端，穿行于此，總不免讓人有一種奇妙感覺。

　　那天，我與曾卓沿着這條頗具歷史感的胡同，一路東行，一路閑聊。

　　後來我偶爾還是去探望艾青。一九八四年四月，我開設「作家近況」專欄，將艾青列入第一批人選，還破例先後報道兩次。聽說我要報道他的近況，他為之高興。

　　採訪歸來，我以《艾青：寫詩有待靈感 戒酒又復戒煙》為題，發表了第一篇報道，並配發一張照片。他視力極差，只能用放大鏡看書，拍攝時他很配合，舉起放大鏡，認真地看為《林林詩集》寫的序。僅僅幾百字的報道，落筆在輕鬆的生活細節，而非棘手的現實話題，更非時常可以聽到那一些議論紛紛。

　　記得一九八四年的年底，在第四次作代會的理事會選舉上，艾青得票數名列第八名，因批評「朦朧詩」而籠罩在心上的陰影，漸次散去。

　　大會閉幕之后，一九八五年元月，我再去看望艾青，請他題字相贈。他欣然寫下兩行大字：「時間順流而下，生活逆水行舟」。他說，這是他最喜歡的一句格言。

　　最後一次探望艾青，是在一九九二年，這一次，我陪瑞典漢學家、諾貝爾文學獎評委馬悅然與夫人陳寧祖前去。馬悅然五十年代任瑞典駐華使館文化參贊時即與艾青結識，他欣賞艾青詩歌，曾將之翻譯在瑞典出版，是艾青的老朋友。但是，一九八一年發生「朦朧詩」風波后，馬悅然從瑞典致信艾青，坦率批評，從此，關係冷淡，少有往來。十年過去，時過境遷，重訪中國的馬悅然，囑我與艾青家里聯繫，可否前往探望。我打去電話，高瑛欣然答應，並約好在家里設宴招待。

　　艾青家已從豐收胡同搬至東四十三條，一座修葺一新的四合院。幾年不見，再看到艾青，不禁悲從心來。身患重病中的他，除了點頭之外，幾乎沒有任何表情，很難說對久別的熟人是否依然記得。與來自遠方的朋友重逢，只能無語對視，那個風趣、幽默、妙語連珠的艾青，影子全無。飯桌上，他也是只顧自己埋頭吃飯，半天也不抬頭。

　　這一年，艾青八十二歲。

　　幾年後，我去瑞典訪問，在斯德哥爾摩探望馬悅然。那天，我們聊得很久。我請他談自己對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看法，后整理為《聽馬悅然漫談》發表，其中，他這樣談到艾青：

　　三十年代我最喜歡的是艾青的作品，《雪落在中國的土地》、《北方乞丐》。以後他的創作走下坡路。八十年代艾青批評朦朧詩，罵他們，我知道后，給他去過一封信，說對他三十年代的作品怎麼欣賞。他在一九四二年秋天寫過一篇《了解作家，尊重作家》，很佩服你那時敢於講話。我提到了代溝問題。我說沒有代溝，就沒有進步，應該互相respect（尊重）。後來去拜訪艾青，他說：「你給我的信，字寫得非常好。」我說：「字不是我寫的，但信是我寫的。」但他沒有再說別的。好多年里我們沒有再聯繫，一直到前幾年到北京，還是你陪我們去看了他。但那時他已經不能交流了，我非常遺憾。

　　「我非常遺憾。」說完，馬悅然一聲感嘆。

　　我們的談話是在一九九八年，詩人艾青已在兩年前去世，他再也無法聽到遙遠的這聲嘆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