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飛雪連天射白鹿，笑書神俠倚碧鴛。」 數十年來，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作品。這位武俠小說巨匠用磅礴的才情、生花的妙筆、汪洋恣肆的想像力，寫下15部洋洋大作，編織了一個刀光劍影、兒女情長、快意恩仇的武俠江湖，承載了幾代華人的共同回憶。
不過，對於「半生精力都在做新聞」的金庸而言，走上武俠小說創作道路，更像是一種誤打誤撞的巧合。而這個無心插柳柳成蔭的故事，則與《大公報》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金庸參觀大公報報史館 大公報資料圖
入職《大公報》成為重要轉折點
原名查良鏞的金庸1924年3月生於浙江海寧。查家為當地名門望族，有「唐宋以來巨族，江南有數人家」之譽。1944年查良鏞考入重慶國立政治大學外文系，後轉入蘇州東吳大學學習國際法。
金庸給大公報題字 大公報資料圖
1947年，《大公報》上海館公開招聘三名翻譯。當時，《大公報》在新聞界的影響如日中天，招聘廣告一經刊出，應徵函就如雪片一般飛來，100多名應徵者中，有大學教授、銀行職員、「中央研究院」研究員，還有知名作家並附有出版作品。
《大公報》上海館在應徵者中擇其優秀者10人參加筆試，試題由當時精通英、日、俄文的《大公報》翻譯主任楊歷樵擬定，並由其閱卷和評分。當日試題是：電報一份，社論一篇，譯成中文。查良鏞僅用65分鐘就第一個交卷，隨後，他又順利通過由楊歷樵、許君遠、李俠文等人負責的口試。由於筆試、口試成績優秀，查良鏞在109名應聘者中脫穎而出，第一個被錄用。
這是查良鏞生命中一個重要的轉折點。1947年11月20日出版的《大公報》內刊《大公園地》上有10月份的人事記載簡報，其中「入館職員」一欄寫着「翻譯查良鏞」。至此，查良鏞邁進了他從學生時代起就很喜歡的《大公報》的大門。
後來，他曾與人講起當年在上海《大公報》上夜班的情形：
《大公報》的要求很高，有些稿子在付印前，經常要幾個編輯過目，經過仔細推敲，方才定稿。報館明確規定：稿子有誤，編輯負責;排印印錯，唯校對是問。職責分明，賞罰有則。寫錯印錯都要按字數扣薪。如果超過一定字數，那就要除名解職了。
儘管工作壓力大，要求嚴格，但《大公報》也有富有人情味的一面。「晚上的夜餐倒是報館免費供應的，說起來，多是吃稀飯，可配稀飯的，不是香腸、叉燒，就是醬雞、烤鴨，或者火腿炒雞蛋、油炸花生米，自然也有醬菜。晚班工作完畢，街上沒車了，報館會派車子把所有的編輯一個個送回家去。」
更吸引他的還是《大公報》的那種精神氣質，「《大公報》還有一點蠻有意思的，它上自總編，下至普通工人，全報館的工作人員對外一律自稱『記者』，就是報館的負責人王芸生也不例外。」
一代武俠宗師「金庸」橫空出世
1948年3月5日，《大公報》香港版復刊。出於業務需要，想從上海館調派一名翻譯赴港。查良鏞清楚記得，原定調任香港的這位同事姓李，當時剛剛新婚燕爾，不願勞燕分飛，這個「苦差事」只好讓查良鏞代勞。
多年以後，再度回想，這一次工作變遷，看似偶然，實則命定。查良鏞不禁感嘆命運的神奇，他說：「就差這麼一點，可能就來不了香港，人生的命運可能就會完全不同。」
任職《大公報》香港館的查良鏞，先後做過記者、翻譯和編輯。《大公報》創辦《新晚報》後，查良鏞又任《新晚報》的副刊編輯。
當時他已常常動筆寫作，並為此起了「林歡」「姚馥蘭」等筆名。他說，「姚馥蘭」就是英文YourFriend(你的朋友)的諧音，因當時副刊男性色彩偏重，他想以一個女性味道十足的名字來寫影評，沖淡一下。
與查良鏞同在《新晚報》任職的還有一位陳文統，即後來武俠小說界鼎鼎有名的「梁羽生」。二人志同道合，同樣愛好琴棋書畫。下棋之外，兩人經常把民國以來的武俠小說作為談資。
1954年，香港武術界的太極與白鶴兩大門派囿於門戶之見而發生爭執。他們先是在報章上唇槍舌戰，互相攻訐;後來更各不相讓，怨憤難消，索性簽下一張「各安天命」的生死狀，由兩派的掌門人比武打擂，一決雌雄。
因香港法例禁打擂台，地點便約定在一水之隔的澳門。想不到香港竟有數萬人乘船過海，日夜觀戰，盛況空前。香港各報都予以大版報道，風行一時。
《新晚報》由此獲得啟發，總編輯羅孚說服陳文統，以筆名「梁羽生」，連載武俠小說《龍虎鬥京華》，反響不俗。次年2月，羅孚向查良鏞緊急約稿，說必須有一篇武俠小說頂上版面，此時梁羽生已經顧不上，寫稿之責非查良鏞不可。當時編輯為了催稿，特意派一名同事坐在他家等，說「九點鐘前無論如何要一千字稿子」，不然明天報紙出來，副刊版面「將有一大塊空白」。左右為難的查良鏞，靈光一現，便有了帶有「故鄉傳說」烙印的《書劍恩仇錄》，故事在《新晚報》連載後，一時洛陽紙貴，銷路倍增。
一代武俠宗師「金庸」從此橫空出世。「鏞」字拆成兩半就是「金庸」，他自稱「沒有什麼含意的」。而對於自己一夜之間聲名大噪，金庸先生也始終保持清醒平和的心態，「我跟陳文統(梁羽生)是好朋友，常常談武俠小說，別人就覺得我不是武俠小說的門外漢，於是他不寫了就由我開始寫。實際上，在此之前，我沒有寫小說的經驗，創作武俠小說也只是一種試一試的心態，成名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事情。」
而他也坦承，「我以小說作為賺錢與謀生的工具，談不上有什麼崇高的社會目標，既未想到要教育青年，也沒有懷抱興邦報國之志……不過我寫得興高采烈，頗有發揮想像、驅策群俠於筆底之樂。」金庸始終認為，自己不是一個職業小說家，寫小說對於他從來都是一種副業。
做記者，良心上要過得去
相反，他覺得自己「真正擅長的是做報紙、做記者、做新聞。」而在大公報的工作經歷，無疑為他的新聞生涯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大公報》有一個傳統，在文字上很注意，一個字寫錯了，編輯就會來說，這個字以後不可以這樣寫。報社內部有很多規定，什麼字應該這樣寫，什麼字應該那樣寫，有很多規矩，對編輯的訓練相當嚴格。還有標題，上面的與下面的對不齊，這樣的標題就要重起，外行的人看不出來，但內行的就知道這樣不好看了。編輯工作中還會碰到，哪幾個同樣的字不可以在同一行出現，就要換掉。中文程度不夠的話，字就換不過來了。」金庸先生曾回憶道，「當年我在《大公報》學做翻譯，記得在翻譯美國一個部長訪問南京的談話時，翻譯老師指出我翻譯得太複雜，其實就是一句很簡單的話。他還耐心地告訴我怎麼翻譯比較好，怎麼就不好了，我至今還能記得。」
金庸先生說，「我在《大公報》受到一個新聞工作者應有的訓練，並培養起一個報人的理想。」他特別服膺《大公報》「不黨，不私，不盲，不賣」的辦報理念。他所崇敬的新聞人，是英國《曼徹斯特衞報》總編輯斯考特(C.P.Scott)與《大公報》總編輯張季鸞，他們都以言論影響了時代與社會。而提攜、教導過他的幾位《大公報》前輩胡政之、楊歷樵、許君遠，亦令他一生懷念。
「做人有最低限度，新聞記者的最低限度就是不講假話。」金庸先生說，「我一直記得在《大公報》受的訓練，做報紙一定要講真話，不講假話，不能騙人，不能欺騙讀者。如果騙人也可以賺錢，何必去辦報紙？做報人就是要講真話。報紙是人民的耳目，是人民的喉舌，他看不到你幫他看，他的心聲你幫他講出來。要代替人民去看，去聽。做一個新聞記者，良心要過得去。這很困難，不一定做得到，遇到引誘的時候要抵抗。」
從1947年起，金庸在《大公報》(包括《新晚報》)前後度過了十年，從上海到香港，從電訊翻譯到副刊編輯，幾乎跨越了整個青春時代。對於他來說，1948年來香港工作、1955年開始寫作新派武俠小說，這兩次人生的重大契機，都發生在《大公報》。這樣一個舞台上，他奠定了一生事業的根基，人生畫卷亦由此翻開光彩絢麗的一頁。回首往事時，金庸先生曾充滿感情地說：「我現在擁有的一切，雖有自己的辛勤努力，但更多是香港這一環境所賜。我要感謝《大公報》派我來香港!」
(大公文匯全媒體新聞中心供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