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六年十二月十一日，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第五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投票人數和投票率均創歷史新高。投票率為五年前第四任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選舉的一點六倍。聯繫三個月前，第六屆立法會選舉投票率創歷屆立法會選舉之新高，反映香港社會政治化正在顯著提速。

　　社會愈益政治化，與第五任行政長官競選空前複雜而激烈，是互為表裏並相互推動的。因此，一個嚴肅和嚴重的問題擺到了香港七百二十萬居民，以及所有關心香港的人面前：香港社會政治化的正確方向是什麼？

　　選舉應為君子之爭

　　一方面，香港居民（選民）越來越關心自己生活的這座城市的前途和命運，因為他們個人和家庭的前途和命運繫於這座城市。但是，另一方面，反對派愈益激進，「本土自決」和「港獨」欲把香港引入死胡同，而香港的政治領袖們卻無法提供明確可靠的指引。毋須諱言，今日香港，存在着明顯的領導空缺，這一點尤其突出反映在愈益激烈的第五任行政長官爭奪上。

　　所有已表明和將表明參選的政治人物或公眾人士，都標榜他（她）們是為香港而不是為個人。然而，弔詭的是，不顧現屆政府餘下任期管治和施政，不顧互相「廝殺」的結果，對香港政界、工商界、專業界造成難以修補的分裂，豈是香港之福⁈

　　第五任行政長官仍由一千二百人選委會選舉產生，因此，各位參選人互不相讓地拚搶，直接影響的是政界、工商界和專業界，它們是一千二百人選委會的主要來源。五年前第四任行政長官競選有兩名建制派候選人相爭，在這些界別中已造成至今無法修補的裂痕。這一回，現屆政府財政司司長、政務司司長以及其他多名建制派政治人物或公眾人士均欲問鼎第五任行政長官，將對香港的政界、工商界和專業界造成較五年前更惡劣的分裂。

　　長時期以來，無論香港的政界（包括傳統公務員）、工商界還是專業界，形成若干小團體或既得利益集團，這是不可避免的。第五任行政長官競選者多，便折射這一點。

　　政治小團體或經濟政治既得利益集團，世界各國、各地皆有。從政者結怨，司空見慣。

　　在九七前，港英政府高官在治港期間也同香港本地精英結下恩怨，他們相互間也會結下芥蒂。但是，他們結束在香港的任職後幾乎都返回英國，留給香港相關人士的「恩怨」也隨之而去；相互間在治港期間形成的芥蒂，則因為英國畢竟是一個國家而不是一個城市，可以各自分居不同城市或處於不相干崗位而迴避。

　　然而，在「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制度安排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界、工商界、專業界頭面人物之間，因為競爭行政長官而產生或深化的「恩怨」，既不可能經他們與內地人員交流，也不可能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展開人員交流的辦法來疏通，唯有他們選擇個人移居其他地方來迴避。問題是，環視全球，回望香港，試問：香港著名人士有幾個願意移居他地⁈

　　於是，即使不為香港的政界、工商界、專業界的整體利益考慮，為有關人士的切身利益計較，所有欲問鼎第五任行政長官者，也必須知有所進退和適可而止。

　　總之，關於香港社會政治化的正確方向的基本要求是，無論立法會、區議會還是行政長官競選，都應當是居子之爭，比較政治綱領，不搞人身攻擊。

　　中央對港有憲制權責

　　誠然，僅有基本要求是不夠的，還要有基本目標。香港社會政治化是一種複雜的現象，具體而言，包括：反對派及其支持群眾趨於激進，建制派呈現分化甚至分裂的徵兆，而使一部分支持群眾陷入思想迷茫。從而，香港社會政治化提速不僅表現為兩大陣營對抗惡化，而且造成社會在政治上撕裂加劇。

　　十二月十一日，行政長官梁振英在禮賓府約會各界友好人士。據媒體翌日披露，梁振英在席間稱：現時大家可能缺乏方向，但是不要緊。大家都希望香港好，而行政長官須中央委任，無論下任行政長官是誰，大家都應該支持。

　　所以，香港社會政治化的正確方向不僅要有從政者君子相爭的基本要求，而且要有為香港好的基本目標。為香港好，不是空談，而是實幹。如果不顧現屆政府團結，丟棄肩負的重任，而打着「為我城」的幌子競爭下任行政長官，請問：這樣能相信是「為香港好」？

　　當前，「一國兩制」處於十字路口，「為香港好」必須支持中央對香港的政策措施。國家領導人一再表示，中央對香港沒有私心。香港不向國家財政交一分錢，國家承擔香港駐軍全部開支，香港居民不需要服兵役。如果不是因為亞洲金融危機和新世紀全球化新態勢，促使特區政府主動向中央提出要求，也不會有CEPA。有些人批評中央越來越管香港，他們或者是真不明白或者是揣着明白裝糊塗，中央是對香港有憲制權責的。何況，在實踐上，是特區的政治形勢、經濟形勢和民生狀況，令中央不得不負起憲制責任。 資深評論員、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