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歸以來，特區政府共有過三位行政長官。其中兩位出自商界和專業界，即董建華與梁振英，另一位出自公務員，即曾蔭權。有兩位受到了反對派極大的壓力，不能完成第二任便告引退，一位是自己身體抱恙，一位是需要照顧家庭。只有曾蔭權基本完成兩任，但也是在風風雨雨中捱過來。
巧的是，現在擺明車馬要出選特首一職的四位都來自官方背景，即林鄭月娥、曾俊華、葉劉淑儀與胡國興。到目前為止仍未見有商界或其他界別的人士挺身而出。是否其他界別的人士因董梁二人在位時飽受壓力而知難而退？抑或是當官的人已在官場對政府事務習以為常，抗壓的能耐已有過人之處？抑或是有其他原因導致公務員出任特首將成為常態化？有待時間去考證。但就香港回歸十九年來的體驗所見，特首人選來自公務員將會常態化。這不是言之過早，而是政治現實使然。
公務員背景給社會好印象
從政治現實看，董與梁所受到的政治壓力確比曾蔭權為重。從一開始曾便很自信自己有可能和「泛民」溝通，而「泛民」方面也在開始時即使不對他很友善，也不致很抗拒，這種關係也使得曾在初期和「泛民」議員有不錯的對話。據傳媒報道：曾成功說服「泛民」議員入內地會談，在路上曾與「泛民」成員的互動多過和建制議員的交談，連在巴士上也和「泛民」議員同坐並成為習慣。至於後來「泛民」和他的「蜜月」不再，也多出於「泛民」自己一廂情願以為曾可為他們「有求必應」，後來發覺有許多事情，尤其是「泛民」所要的「民主化」不能如願以償，雙方才愈行愈遠，但仍未致要把他拉下台。而對董梁卻截然相反，非要拉他們下台，誓不罷休。
如果曾與「泛民」關係體現出來的政治現實，是由於曾出身官場的背景給社會的印象為「好官」，這也是早在港英殖民統治時期刻意打造「良好政府」（good government）的形象，以替代「民主政府」。這種打造從一九五八年柏立基出任港督期間開始，他之前曾考慮過在港推行「民主政府」的政策，但礙於種種原因（尤其是人口流動性太大）沒法有民主政治的可行條件。因而改為「良好政府」的改革，即在經濟、行政、社會、教育等方面改革以贏得港人對政府的認受性，從而減少港人民主化訴求的壓力。在「良好政府」改革下，公務員本地化的進度加速，因而在一九九七年回歸前，港英政府栽培了不少港人高級公務員，英國官員的色彩相對消失。對這種現象，在學術界有人也指出：公務員制度吸納政治以消化政治不滿的情況，導致在九七前民主運動一直處於低潮，因為感到有好政府便不着急爭取民意代表，因為公務員在決策過程中用了大量的民意諮詢，做出來的公共政策也合乎民意，良好政府的印象也就在社會上植根。
與此相反，出身商界或其他界別的人一旦出任特首，他們沒有「好官」的出生紙，反而背負着「不民主」的「原罪」。因為香港政府九七前從來都不是民主政府，九七後又不能讓民主一步到位，九七後紛紛冒出頭來的政黨與區議會、立法會的民選政治充斥社會。作為特區政府最高權力代號的特首，也就成了民主政治眾矢之的了。曾蔭權起碼有「好官」的本錢，比起董梁也就可減少了最關鍵的罵名。
這樣的政治現實（好官一枝獨秀）不但叫董梁兩位商界背景的特首吃力不討好，就算是「泛民」政黨，儘管他們以民主化身自詡，但搖着民主大旗也拿不到特首選舉的優勢，這可從梁家傑與何俊仁參與特首選舉的表現看到。梁家傑比曾蔭權的得票差了一大截，何俊仁以民主人士見稱，卻慘居票尾，在提名入閘時他的得票高過最終的得票，說明提名支持他的選委最後也出現放棄他的現象。正是因為「泛民」經過了梁何兩次挫折經驗，行將到來的二○一七特首選舉，「泛民」政黨已自行退居到「造王」的角色，而不敢奢想自己問鼎高位。至少到現在為止，「泛民」沒有自己推出候選人，而是在尋找「CBA」（推選最佳折衷人物），去牽制他們最不喜歡的候選人。
儘管「泛民」不斷在唱衰「選委會」的制度，認為是小圈子選舉，不民主。但是說到底「選委會」這個功能選舉制畢竟還是開放給所有人去競爭，而非壟斷性的選舉。從「泛民」政黨能夠取得四分之一的選委來說，其他四分三選委既然是以公開選舉為主，勝選機會是開放的。若選不上，與其說是不公平的遊戲規則，不如說是自己的選舉政策出現偏差，而無法爭取到其他界別的選民。
民主困境需要「良好政府」
從上述討論到的政治現實來看，早在港英時代，社會已感受到「民主化」困難，九七後的香港特區依然擺脫不了「民主化」的困境。根據《基本法》訂下的「循序漸進」的原則，經歷過三位特首，呈現出香港的政治現實仍處於「民主陣痛」中。
與其「剖腹取嬰」，冒着先天不足的危險，最現實的做法，不如先繼承與加強「良好政府」的工作，這才是上策。因此來屆特首參選人出現多人都是公務員出身，應不是意外，而是現實政治所使然。因此不管誰勝出，他們應該做，而又能駕輕就熟的工作，便是做好「良好政府」的本分。至於「民主政府」，能夠民主而又好的政府，當然是Perfect（完美），但是世上沒有Perfect的政府（百分百全民支持），就算民主政府（民選）也未必一定是好政府。
原中文大學政治系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