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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與「大灣區」 如何定位香港?/陸劍寶

時間:2017-07-19 03:15:45來源:大公網

  圖: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首先要處理好香港、廣州、深圳三個特大城市的功能定位和相互關係/路透社

  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提出,是包括港澳在內的珠三角城市一體化發展的升級版。相較於過去的珠江三角洲地區,新的區域合作將從過去三十多年「前店後廠」的經貿合作格局,升級成為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有機融合的最重要的示範區;從自發性的區域經濟合作,上升到全方位對外開放的國家戰略。

  城市群中心城市的形成、帶動和輻射,是國際上大灣區形成和發展的重要特徵。例如東京灣、紐約灣區、三藩市灣區均以國際著名城市東京、紐約和三藩市為中心,並由此而得名。從目前的情況看,粵港澳大灣區有香港、廣州和深圳三個核心城市,在該區域發展中均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粵港澳大灣區的名稱和發展歷程已經決定了它不會是一個單中心的城市群結構。而且粵港澳大灣區還涉及到「一國兩制」的制度安排,因此,在協同發展中又能形成各自的地方特色。

  首先,粵港澳大灣區的版圖較大,對內背靠內地市場,對外面向「一帶一路」國際市場,因此,多中心是可行的。一個區域內多個中心城市為區域發展提供了多個發動機,同時也對城市之間的功能分工的定位和協調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大灣區城市群發展規劃首先要處理好香港、廣州、深圳三個特大城市的功能定位和相互關係,以及區內相關大型基礎設施(例如機場、港口等)的定位、配套和協調,避免重複建設和同質性競爭。

  其次,是這三個中心城市與其他城市之間的關係。除了穗港深三個特大城市之外,大灣區還有澳門、佛山、東莞、中山和珠海等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城市,以及惠州、江門、肇慶等具有較大發展潛力的城市。這些城市都在謀求更大的發展,因此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空間結構、產業布局和基礎設施的協調都是必須考慮和研究的問題。

  最後,是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與環珠三角城市群之間的關係。粵港澳大灣區主要包括珠三角九個城市和香港與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但是大灣區的城市發展規劃不應該僅限於這一範圍,它應該是一個區域經濟的概念。河源、清遠、陽江等環珠三角城市已經日益融入珠三角城市群的發展之中。發揮內外聯動作用,對外連接「一帶一路」和國際市場,對內輻射和帶動環珠三角和泛珠三角區域發展,處理好區域發展中的局部利益與全局利益、長遠利益和短期利益,是大灣區建設成功的重要保障。

  那麼,如何定位香港在粵港澳大灣區的角色呢?

  首先,香港應成為「國際城市」。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將引領中國新一輪的對外開放經濟建設,而香港是區域中國際化程度最高的城市,最有可能成為聯結國際市場和國內市場的橋頭堡。「一國兩制」保障了香港的自由港競爭優勢,香港可以利用內地市場轉型升級和自身的國際化網絡,鞏固和塑造「中國的全球城市」鮮明形象。

  其次,香港應成為「服務加速器」。粵港澳大灣區經濟一體化建設過程中,一方面涉及到珠三角地區製造業的服務化趨勢,為香港的金融業、貿易與物流及專業服務業提供了大量的需求空間。另一方面,珠三角地區消費的轉型升級,為香港的旅遊和批發零售業帶來更多商機和投資機會。隨着廣東自貿區前海片區、南沙片區和橫琴片區的投資便利化、貿易便利化和金融的開放,香港的服務業可以大規模優先進入珠三角,提升珠三角的產業質量,衍生大量新興業態和創新創業。

  再次,香港應成為粵港澳大灣區打造「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重要支撐。以廣州─深圳─香港為軸心的珠三角東岸沿線,最具打造成粵港澳大灣區科技創新帶的基礎。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合作框架協議》的簽訂,7大重點任務也浮出水面。而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則是香港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獲取新一輪新興經濟增長點的重要機遇。建立在「深港河套協議」基礎上的創新及科技園,需加快建設速度和提前做好科技要素流動的綠色通道。建立在前海自貿試驗區基礎上的深港青年創新創業夢工場,則要對「科技+金融」「科技+互聯網」等項目側重宣傳、引導和培育。從而形成香港與珠三角科技合作的地理版圖:西有落馬洲河套地區,東有前海自貿片區。

  最後,新界北應成為香港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的城市副中心。新界北作為香港土地儲備量最大,但經濟發展又最為落後的區域,可以借助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建設的契機,迅速成為香港的城市副中心。

  新界北城市副中心的推進,一方面能為港島和九龍分流減壓,另一方面能減少新界北到市區的通勤成本。最後都有利於香港經濟在地理空間上的均衡化發展,減少集聚造成的擁擠現象。香港應爭取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建設基金支持,再次啟動新界北「紫荊園計劃」,把新界北打造成為香港的城市副中心和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的新興城市。以荃灣─屯門為板塊,啟動連接深圳、港珠澳大橋、落馬洲的基礎設施建設;啟動配套完善的公屋群建設和深圳灣關口經貿園區建設。此外,新一任港府班子需努力爭取香港多方利益群體的支持,妥善處理好新界傳統的棕地、農地和丁屋三方面人為的制度障礙。

  中山大學自貿區綜合研究院經濟學博士後、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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