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香港《明報》觀點版刊載了香港浸會大學高級講師呂秉權先生的評論文章《23條立法前，人大可能再釋法？》。呂在文中引述了兩位筆者於2016年8月發表的學術論文《主權、國家安全與政制改革：「港獨」的〈基本法〉防控機制》，及王理萬博士於2017年1月發表的學術論文《「港獨」思潮的演化趨勢與法理應對》。結合兩篇文章的主要觀點，呂先生得出結論：在香港特區就香港《基本法》第23條立法前，人大常委會可能解釋《基本法》第27條中的「言論自由」，以限縮「港獨」思潮的生存空間。呂先生是香港知名的傳媒工作者和教育工作者，他在文末透露出對言論自由的擔憂：「以『打擊港獨』之名，被打擊的可能不止港獨，還可能波及香港的法治」。
香港公眾對呂文的反應不得而知，但在呂文之後，相繼有《北京預告「招呼」港人新手段：就〈基本法〉27條釋法⁉》、《陸學者又倡釋法禁港獨損言論自由》、《百分百的講獨自由》等在《852郵報》、《聯合新聞網》和《立場新聞》等港台媒體上刊載。此類文章在「轉述」上述兩篇學術論文之餘，表達了對以「釋法」和「立法」手段遏制「港獨」的擔憂和不滿。如果說呂文還算「克制」的話，後續的幾篇文章就相當「直接」了：直斥登載學術論文的期刊為「傀儡期刊」，將「釋法」視為「動搖香港人權和法治」，呼籲港人「嚴正看待，聚焦關注，堅決反對」。
「對立思維」話語陷阱
在網絡時代，「真相流失於傳播中」。筆者上述論文中有關「23條立法」的部分，不過表達了「言論自由應以國家安全為限」、「港獨會給香港帶來破壞和動亂」、「立法應當遵循正當程序、尊重香港民意」、「國家安全不止在於中央政府的安全，也在於包括香港700萬市民在內的中華民族的安全」等近乎「常識」的觀點，經轉述和重新解釋後，竟然成為了「衝擊香港法治的法律工具」。然而，當「23條立法」被置於「自由、民主和法治」的對立面，當「講獨」成為港人要「誓死捍衛」的自由，當「打擊港獨」成為「破壞香港法治」的同義詞，說明「一國兩制」的話語體系早已落入了被香港部分勢力臆造的「中港對立」話語陷阱。
事實上，被誤解的不止上述兩篇學術論文，更有應對「港獨」的法律機制「立法」和「釋法」本身。以「23條立法」為例，香港特區立法維護國家安全，乃是《基本法》明文規定的憲制義務，但實情卻是：一些港人視之為「洪水猛獸」，一提起「23條立法」則風聲鶴唳、草木皆兵。連資深「泛民」意見領袖吳靄儀都不得不承認「香港《基本法》『23條立法』像是一個符號，只是有人提出便會震動人心，激起爭議，令各派條件反射：建制派即時『撐』，非建制派即時『反』。碰上特首選舉，誰提23條就是民主敵人」。（吳靄儀：《給準特首與新一代的備忘——23條立法的前世今生》，載2017年3月10日《立場新聞》觀點版。）再以去年的「人大釋法」為例，很明顯，人大常委會解釋香港《基本法》意在「消獨」，沒有也無意於破壞香港法治，但是「釋法衝擊香港法治」、「以釋法之名，行修法之實」、「醉翁之意不在酒，釋法之意不在獨」等偽命題卻被反覆炒作且大行其道。
打擊分離主義，維護國家統一，在世界各地都是理所當然的，為何在香港特區卻成了如此「過分」和「恐怖」的事情？筆者將這種道義上和實際上的差距歸因為四個方面：
一是長期以來形成的「對立思維」。眾所周知，由於種種歷史原因，香港社會流行着一種「恐共」、「仇共」情緒，香港反對派已經習慣了將中國（內地）視為專制且落後的「他者」，而將香港看作文明且先進的「主體」。縱然香港回歸已近二十年，仍有不少反對派不肯接受香港已經回歸祖國的現實，亦不願承認中央對香港特區的合法權威；對於這些反對派而言，西方「文明國家」立法維護國家安全是天經地義，但是在「專制且落後」的中國，立法維護國家安全卻會因為法律條文隨時有被「曲解」和「濫用」的可能。
二是被濫用的高度自治話語。香港回歸後，根據基本法的規定，中央尊重香港特區「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支持與尊重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尊重港人自我治理的權利。但是，中央對於高度自治的尊重與誠意，被香港部分勢力理解為中央「放手不管」，進而助長了「特區獨大」的心態，不經常行使的權力被當作不存在。在往後的日子裏，不少港人期望中央繼續奉行「自由放任」政策，全然無視香港的政治環境已經到了中央不能「袖手旁觀」的地步。當香港社會普遍形成了「中央不應干預香港事務」的心態，中央再去行使「全面管治權」，幾乎必然招致強烈反彈。
三是自由、民主、法治等「普世價值」的強大吸引力和感召力。人作為「趨利避害」的動物，天生地就傾向於「權利」而嫌惡「義務」。在「普世價值」的年代，「主權」觀念早已為「人權」觀念所解構，自由、民主、法治等普世價值已經成為了絕對的「政治正確」，主權、國家安全和民族主義等傳統觀念無法佔據任何道德優勢。何況是在自詡為「自由民主」陣營一員的香港，百餘年的殖民歷史早已淡化了香港部分人的國民意識，要港人為國家安全而妥協個人自由更加不易。
四是建制派與反對派在話語能力上的巨大差距。長期以來，反對派在香港社會佔據了道德和輿論制高點，他們非常善於利用其享有的媒體資源和話語優勢，以偏頗的方式解讀「一國兩制」，不時向建制派、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發難。反觀建制派、特區政府和中央政府，他們的話語體系尚未形成，議題設置能力不強，輿論引導能力較弱，習慣於被動因應，難以有效引導香港輿論。甚至當反對派宣揚「違法達義」和「勇武抗爭」等明顯違反法治精神的主張時，建制派、特區政府都不能及時予以阻遏和糾正，只有當前者做出「辱華」等極端「出格」的舉動，後者才可進行最低限度的輿論「還擊」。
任由這種趨勢發展下去，將會導致多重不利後果：首先是「港獨」的問題得不到解決。「港獨」最先威脅到的是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因而遏制「港獨」不僅是中央政府的任務，更是香港特區的任務。同時，遏制「港獨」也需要香港社會的配合與支持。如果香港社會執意縱容或偏袒「港獨」，那麼「港獨」的問題將長期得不到解決。其次是中央在香港的合法權威得不到落實。《基本法》規定了多項中央享有的權力，由於反對派善於製造議題和操縱輿論，中央依照正當程序行使合法權力屢屢遭到質疑，這種情境顯然不利於中央治港權和對港政策的落實。再次是香港的「人心回歸」遙遙無期。中央對於「一國兩制」的闡釋仍然處於弱勢地位。「一國兩制」的政策法律優勢如果不能轉化成輿論優勢，就不能贏得香港民心，甚至可能起到反作用。最後是「一國兩制」的長遠事業受阻。「一國兩制」的詮釋和論述權如果受制於人，中央對港方針政策和香港政府的施政必然會在「話語陷阱」中越陷越深。
話語創新的幾點思考
進入二十一世紀，話語體系和話語方式的重要性日益凸顯。「重要的不是你說了什麼，而是你怎麼說」。這告誡我們，在宣傳「一國兩制」時，不僅應當注重對「一國兩制」實質的宣傳，更應當注重宣傳「一國兩制」的形式。要言之，應當以香港社會能夠接受的形式宣傳「一國兩制」的實質。應對「港獨」則更是如此。考慮到「港獨」問題的嚴峻性，為了爭取香港社會對打擊「港獨」的支持，應當加強「一國兩制」話語方式的創新，使得遏制「港獨」的話語能夠為香港社會更好地理解和接受。關於「反港獨」的話語方式創新，筆者僅此提出幾點不成熟的思考：
第一，從起點上，應當從香港—內地「命運共同體」出發。由於「兩制」的差異性，不少港人認為香港與內地之間存在互相競爭的權力關係，因而需要構建「港人統一體」來對抗內地和中央。這種設想顯然是片面和錯誤的。香港與內地同屬一個命運共同體，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是「香港好，祖國好；祖國好，香港更好」。「港獨」亦是如此，它既損害了國家利益，也損害了香港市民的利益。在宣傳「反港獨」時，應當始終將香港和內地作為命運共同體，將香港社會作為「反港獨」的統一戰線，避免渲染香港與內地的對立。
第二，從情感上，應當具備平等對待和換位思考的能力。雖然中央與香港之間存在垂直的權力關係，但是就香港與內地而言，兩地的媒體、學者、網民之間應當是平等的。香港社會少數人出於歷史優越感，將內地視為「專制落後」的「他者」固然不對。但是內地的媒體、學者、網民也應當摒棄那種「恩主心態」。在論述「一國兩制」和「反港獨」時，應當具備平等對待和換位思考的能力，顧及港人的感情和接受能力。
第三，從邏輯上，應當堅持實事求是和就事論事的原則。早些時候，由於兩地矛盾激化，香港與內地的網絡上瀰漫着一種不理性的情緒，雙方網民對罵，這種謾罵式的「交流」顯然不利於「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在論述「一國兩制」和「反港獨」時，內地的學者和媒體應當堅持實事求是和就事論事的原則，不動輒訴諸於「殖民心態」和「國際陰謀」等誅心之論；辯論時，應當聚焦於爭論的事件本身，避免給予別有用心人士轉移視線的機會。
第四，在論證上，應當基於客觀事實，形成全方位的「反港獨」論述。宣傳「一國兩制」和「反港獨」，不應當停留在「喊口號」的淺薄層面。相反，論者應當深入了解香港社會的歷史和現實，研究「一國兩制」的來龍去脈和前世今生。面對「港獨」謬論，應當「擺事實、講道理」，從文化、歷史、法理和情理等層面論述「港獨」的不成立性，指明「港獨」對香港社會的危害，從而形成全方位的「反港獨」論述。
第五，在語言上，應當選擇故事化、富有人情味的表達方式。在論述「一國兩制」和「反港獨」時，應當避免冷冰冰的意識形態話語、殺氣騰騰的民族主義話語和老套僵化的道德指責。相反，論者應當深入了解、研究和掌握香港社會的話語思維和表達習慣，增強內地與香港社會傳播對話與接軌的力度，尋求內地與香港在感情上的共振，使「一國兩制」和「反港獨」話語能夠為香港社會更好地理解和充分接受。
祝捷係武漢大學兩岸及港澳法制研究中心執行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
章小杉係武漢大學兩岸及港澳法制研究中心研究助理，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