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黨胡志偉的「和解論」引起各方議論，儘管建議未獲各方支持而夭折，但是從其建議方案本身，以及社會各界的反應來看，「特赦」不獲認同，但「和解」卻得到普遍的贊同。客觀事實是，社會有強烈的意願希望改變過去的極端對立的局面，以理性態度去議政論政，因此，和解不應受到此次事件的負面影響，各方應當從各種可行性方面入手共同推動以醞釀新的政治氣候。值得注意的是，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受到市民的一致支持，眼前特首帶團去大灣區訪問，香港如何抓緊大灣區機遇以提升自身的競爭力，是各界應當思考的問題。而如果「泛民」真的有意「和解」，就應當放棄極端的政治立場，放下歧見，用實際行動去展現「和解」的誠意。

　　市民期望改變極端政治生態

　　儘管胡志偉最終以道歉方式收回「特赦論」，但是綜觀整件事社會的態度，可以發現，「特赦論」支持者少之又少，但「和解論」卻是支持者眾。不論是建制派立法會議員還是反對派成員，在表達反對「特赦論」的同時，沒有人反對或懷疑社會需要「和解」。這種現象與過去類似的政治提議結果截然相反，可以說它反映了一個基本的事實，即「和解」是香港絕大多數的意願。

　　為什麼市民希望和解？輿論有不同的分析，包括反對派的頭面人物，甚至於《蘋果》老闆黎智英昨日亦撰文支持胡志偉的「和解」意願。黎某人向來抱以極端立場，本身亦是「佔中」被捕者之一，他贊同「和解」論，很難不令人質疑其真正立場。但是，問題也在於，為什麼黎某所代表的反對派勢力希望走到「和解」的方向？實際上這說明了香港社情民意已經發生了根本的改變。反對派意識到，再繼續過去那種「佔中」式的政治對抗，不僅不可能爭取到民意，更極可會去議會的力量。

　　這種改變是從特首選舉後開始的。市民普遍厭倦極端的政治對抗，不希望繼續看到反對派與政府再陷入對立泥淖。而市民亦時意識到，當前香港所出現的種種問題，尤其是政治癥結都源於三年前的「佔中」。諸如年輕人思想日益極端化、「港獨」暴力不斷出現、不同陣營的市民對立嚴重、香港議會空轉虛耗資源、管治難推動以致競爭力不斷下滑，如此等等。因此，市民極其希望以此次特首選舉為契機，改變過去的政治對立老路，以新的思維、新的方式、新的行動去切實推動香港的健康發展。（參見《「和解」關鍵要聚焦發展去除「泛政治化」》一文分析）

　　當然，「和解」對於反對派來說有着不同的政治算計，最重要一點也是「特赦論」被否定後反對派的回應中所說的，要通過「和解」去實現重啟政改的目的。重啟政改不僅僅是一個政治口號，更關乎反對派能否鞏固自身政治生命的關鍵。一如有評論分析的，如果政府不再提，那麼，未來兩場地區議會選舉，反對派也很難有「彈藥」，而「泛民」也無法凝聚到必要的政治能量。而反對派同樣意識到，他們是無法強迫特首或特區政府主動重啟政改，因此需要一個看似更合適的「互動平台」去達到目的。而提出「特赦論」，可以有利未來特首前期的管治，亦能達到或有利在社會上形成重啟政改的政治共識。因此，醉翁之意不在酒，反對派真正的意圖是在政改。

　　發展離不開立法會配合

　　不論其「和解」的真正意圖為何，對於香港社會來說，只要能達到「和解」，就意味着像「佔中」這樣的極端事件可以避免，也是一件好事。反對派如果真的有意推動政治上「和解」，就應當聚焦與經濟社會民生的發展，切實改變香港不斷退步的發展狀況。

　　而眼下的大灣區發展，對香港至關重要，需要立法會的高度配合。大灣區建設是中央關心支持香港並「量身定造」的一個國家級戰略發展規劃，對香港未來發展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與作用。不僅可加快香港經濟社會調整和轉型、拓展區域發展新空間，更對保持長期繁榮穩定具有關鍵作用。但在落實這一宏大規劃時，一些問題亟需克服。例如，粵港澳大灣區存在三個相互競爭的關稅區，又有三個完全不同的法律制度；城市之間交通一體化、生態環境、公共服務同城化等方面同樣面臨協調難題；區域內整體創新合作程度仍然較低，創新資源很難完全實現共享，東西岸交通連接依然薄弱，跨界設施銜接不夠通暢，等等。

　　以上這些都是需要通過灣區11個城市不斷協調磨合克服，在「十三五」期間應當有更多更實質進展。然而，相對於技術層面的困難，對香港而言，更難的還在於如何改變香港的傳統發展思維與被動參與的心態，更要有一個相對和諧的發展空間。

　　「和解」不應只存在於口頭上的意見表達，應當有具體的實際行動。關乎社會發展的最迫切的其中一個問題是「一地兩檢」，反對派若真有意和解，就應當支持這一利港利民的方案，這才是市民所希望看到的真正「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