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宣誓辱華播「獨」而被褫奪立法會議員資格的「青年新政」梁游二人，在上訴庭裁決敗訴之後，還要繼續上訴到終審法院。其偏執和不知悔改實屬不可理喻。他們提出的所謂理據包括兩點：第一，要求法庭釐清，人大常委釋法，是屬於釋法抑或是修改法例，而釋法的話是解釋《基本法》，抑或是解釋本地法例《宣誓及聲明條例》，以及釋法有否追溯力；第二，希望法庭釐清基於「不干預原則」，立法會是否有獨立權力處理包括宣誓的內部事務。

　　其中第二個理據在上訴庭已經被否決了，不知道他們為何還繼續要求釐清。但第一個理據「人大釋法不是解釋是修改」，在上訴庭裁決時，法官以辯護律師沒有資格論述這個問題拒絕接納，但沒有徹底否定這個論點。裁決之後，一眾「民主派」法律界人士，如李志喜、吳靄儀和戴耀廷等紛紛在這個觀點上，長篇大論地為梁游辯護。但只要細心分析，他們的說法都站不住腳。

　　宣誓要嚴肅真誠是常識

　　釋法最關鍵是第二條「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的四款：1）宣誓是擔任公職的必須程序，不宣誓就不得就任；2）宣誓必須真誠、莊重、準確、完整；3）不真誠不莊重的宣誓等同拒絕宣誓，不得就任；4）監誓人有權確定宣誓是否有效，無效的不得重新宣誓。

　　其中第一款毫無疑義。本來基本法就寫明「就職時必須依法宣誓」，若非有人歪曲宣傳「選民意志就是議員能否就任的唯一條件」，故意無視基本法的規定，根本不需要人大常委會專門通過釋法去解釋。

　　李志喜質疑第二款和第三款，認為基本法一○四條以及香港法例第十一章《宣誓及聲明條例》都沒有寫明宣誓需要須嚴肅真誠，故此「增加嚴肅真誠」的要求是修法而不是釋法。而吳靄儀更以類似的邏輯認為釋法是「七違反」，香港法庭無需遵守。可是，他們都忽視了，即便按照普通法去解釋，普通法的基本原則就是遵從常識。僅抓住某些表述的字眼，而忽視常識必然導致荒謬的結論。

　　無疑，在香港的法律中沒有明文規定，宣誓必須嚴肅真誠，但宣誓的含義，本身就包含了嚴肅真誠的意思。比如在牛津英語字典、韋氏大詞典、大英百科全書中，都有宣誓（Oath）的定義。在這些權威的辭典中，都清楚說明：正式（formal）、莊嚴（solemn）、真誠（sincere）、真實（truth）、有約束力（binding）、違反後可以受懲罰（penalty for falsity）等都是宣誓這個名詞的內涵。這說明，宣誓需要嚴肅真誠，已經是一個常識。

　　因此，宣誓本身必須是真誠莊嚴的過程，也是就職的必須條件。如果宣誓不重要，不需要真誠，一開始又何必專門規定這個儀式呢？

　　這也構成釋法第三款的基礎，宣誓人作不真誠地宣誓，當然不滿足宣誓的條件，也當然要承擔法律責任。不得就任議員，就是他們應該承擔的法律責任。需要說明的是，在梁游的案件中，他們並非只有一次機會。立法會秘書長在他們一開始宣誓時，就提醒他們這樣做不符合宣誓的要求，他們在第二次機會中仍然不真誠宣誓，才導致宣誓無效。這顯然已經符合了「拒絕宣誓」的條件。這也可以與因無心之失而導致的瑕疵相區別。

　　因為基本法一○四條中沒有監誓人這個角色，第四款可能略有爭議。但規定監誓人的責任也沒有背離常識。無論在哪個國家的宣誓儀式上，總有至少一個監誓人；而監誓人的責任肯定包括負責判斷宣誓是否「合格」；沒有理由認為，無論宣誓人在宣誓時說什麼，甚至表明反對誓詞，監誓人也應認為宣誓是合格的。所以監誓人可以判斷宣誓人是否成功宣誓，也屬於慣例和常識。

　　吳靄儀質疑：這次釋法的影響不限於立法會議員，以後若法官就職時，不依法宣誓，也會被DQ。這種說法漠視了法官本來就要經過特首任命，這是實質性的權力。如果特首想不要一個法官上任，不任命就可以了，根本不需要在宣誓這個環節上搞小動作。況且，釋法中並沒有規定，監誓人在宣誓成功與否的問題上作最後裁決。在區法官的判決中，認為法院有最終決定權，這無疑是正確的，也已徹底釋除了監誓人權力過大的疑慮。

　　人大釋法可以正本清源

　　戴耀廷則爭辯釋法「是在基本法第七十九條所列立法會議員七種喪失資格情況外，加入第八種情況」，所以是修改了基本法。這個說法根本站不住腳：如果宣誓不成功，連議員資格也沒有，七十九條根本不適用，又談何修改基本法呢？

　　可見，即便從普通法的角度理解，釋法也毫無疑義地屬於對基本法第一○四條的解釋：它只是把條文中按照常識就已經能理解的內容，因為有人刻意歪曲基本法，不得已地通過「釋法」的形式在書面上確立而已。正如區法官所說的，無論有沒有釋法，他的判決都一樣。在澄清人大常委釋法確是解釋基本法之後，其他問題就迎刃而解了。

　　最後值得強調的是，雖然釋法與否對法官的判決沒有影響，但釋法卻是消除社會混亂思潮的最強武器。無論在法律上和政治上，都是必須的。只有釋法，才能正本清源，才能避免更多的無謂爭議。反對派與其想方設法地幫梁游詭辯，還不如好好反思，中央政府為什麼被迫走到這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