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人大常委會對香港基本法第104條作出解釋後，人們往往會提出一個問題，人大在香港法院審理相關案件的過程中釋法，是否有必要？是否表示出對香港法院的不信任？他們認為應當由香港法院先做出判決，如果不能體現基本法相關條文的精神時，人大再作出解釋也不遲。筆者在與相關人員的交流中，發現除「港獨」和反對派別有用心外，一些反對「港獨」的普通民眾，如香港青年學生、一些香港學者，甚至內地的一些學者，也存在相關疑問。這是一個值得認真回答的問題，不能簡單用「一些人別有用心」去概括，應當充分地說理。

　　提出上述問題之人的看法是存在一定道理的。從解釋的程式角度，在香港法院審理相關案件的過程中，出於對法院的尊重，由法院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解釋的請求，是最妥當，也是最完美的。由於香港傳統上是一個實行普通法的地區，人們比較信任法院，認為應當先由香港法院解釋和判決，或者由香港法院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解釋，在人大認為香港法院的解釋不能體現基本法的原意時，才可以重新解釋。事實上，上述做法也都是有先例可循的，尤其是在「剛果金」一案中，香港法院主動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釋法的做法，堪稱完美和經典。但也正因為如此，給人們造成了一種假相和完美的設想，認為人大在香港法院審理期間不宜主動釋法。

　　在香港法院審理期間，人大主動釋法在客觀上的確體現出對法院的不尊重或不信任，這也是一些非「港獨」的人不贊成人大在此時主動釋法的主要原因。但這種看法是錯誤而危險的，因為它是假設人大和香港法院對這個問題的釋法職責有先後順序。這並不符合基本法的規定。

　　根據基本法的規定，全國人大常委會和香港法院對落實基本法都有自身相應的職責。這個職責並沒有先後分工順序，更不能說在香港法院審理的過程中，人大就不能釋法，或者說，此時釋法就是對香港法院的不信任，只能說是人大主動履行和落實法定的職責而已。尤其是「港獨」事關香港前途命運，在「一國兩制」方針能否得以正確順利實施的大是大非問題面前，人大及時主動釋法，終結「港獨」的幻想，實有必要。

　　試想，如果人大不及時釋法，而香港法院對基本法的解釋又不能達到遏制「港獨」的效果，任由其進入立法會，那時再由人大重新作出解釋，由此將承擔政治和法律上的極大風險。因此，從各方因素考量，人大主動釋法的利遠大於弊。況且，釋法並沒有侵害香港的司法獨立。從這個角度思考，我相信，反「港獨」的人會理解和體諒人大此次主動釋法。

　　華南理工大學法學院教授、港澳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