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前聯儲局主席格林斯潘開腔評論英國脫歐，媒體大多聚焦於脫歐對世界經濟前景的影響，忽略了格老批判西方民主制度，直指民粹主義是造成今日西方困局的深層原因。

　　英國退歐危機的主因，格老認為不全然是移民或經濟的問題，而是政府難以為繼的社會福利和待遇支出，以現時每年經濟增長僅2%來說，根本無法應付福利所需的龐大支出，這個問題不知如何解決，未來將構成一大危脅。

　　格老指這是民主制度的最大問題之一。他說美國也有沉重的福利包袱，並稱它為「政治的第三軌道」，任何政治人物只要動手想解決它就會敗選，共和黨和民主黨都不想觸及它，也不想談論它，這就是美國選舉的現況。

　　2008年金融海嘯以來，各國政府只用一度板斧應對，就是量化寬鬆，央行釋放大量流動性注入市場，一廂情願地希望資金流入企業創造職位，從而製造需求，並樂觀地展望經濟能作U形反彈。但八年過去了，需求依然疲弱不振，流動性並未如預期流入實體經濟，絕大部分都走入虛擬經濟炒作，製造另一個資產泡沫，以至持有股票及物業的富裕階層受惠，而勞動階層卻依然故我，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以美國為例，今年有4600萬人靠政府發放的食物券度日，佔全美人口15.3%。美國網站gobankingrates的一項調查顯示，逾62%美國人銀行存款不足1000美元，另外有多達28%的受訪者表示自己存款是零。這與道瓊斯指數在海嘯後創新高有很大落差。

　　本來，量化寬鬆僅是穩定市場權宜之計，當市場恢復常態後，應繼之以結構性改革。西方社會的所謂結構性改革，是去槓桿化，無論政府及民間都應該緊縮開支，並接受工資調整，削減福利津貼，恢復競爭力。但受一人一票的民主選舉制度制約，政客走民粹路線，無人願意提出長遠有利國計民生卻不受選民歡迎的政治主張，西方有待解決的問題只能繼續有待解決。

　　奧巴馬2008年競選時曾承諾將十萬億美元國債減半，現在其任期剩下不足半年，美國國債已增至19萬億美元。「精仔」奧巴馬又怎會觸動格老所稱的「政治的第三軌道」，倒自己及民主黨的米，只要是民選的總統，都無意願解決美國債務危機，這正是西方民主的弔詭。

　　英國脫歐以至美歐經濟財赤問題，折射西方民主制已失去自我復修能力，西方民眾不滿現狀已至臨界點，這是特朗普以黑馬姿態在今屆美國大選中崛起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