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吹“本土自決”和“港獨”的反對派激進勢力，企圖從已故美國康乃爾大學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教授的著作《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中尋找理論依據。該書將現代民族主義解釋為，人們借助“想像”力量，將“印刷資本主義”（print capitalism）在區域內廣泛傳播所產生的社會共通性、集體紐帶與政治共同體概念相連接而引發的結果，簡稱為“想像的共同體”。

　　這一類“想像的共同體”的香港版，或者被稱為“香港城邦”，或者被稱為“香港命運共同體”，或者被稱為“香港共同體”，其共同點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

　　這一類觀念是如何產生的呢？主要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冷戰”的產物。

　　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林泉忠，上月在《明報》觀點版發表《“香港共同體”的形塑》，文中稱：“在2015年之前，作為‘香港共同體’主觀內涵的‘香港人’認同，基本上只停留在與‘大陸人’作為區隔對象的‘族群’範疇，並未達至民族主義的階段。事實上，當時也還未出現‘港獨’等高度政治化的社會訴求。不過，香港社會由來已久的本土意識也絕非純粹文化層面的族群意識，而是一開始就已包含了某種程度的政治意涵。”“‘香港共同體’在1949年之前只不過是一個排他性低、缺乏本土文化特色、社會凝聚力薄弱的虛殼。而後‘香港共同體’從‘虛’走向‘實’的新階段，其實是仰賴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

“　　冷戰”切割港與內地關係

　　問題不僅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使一部分不滿國家制度改變的內地居民移居香港，問題更在於管治香港的英國追隨美國對新中國實施“冷戰”，人為切割1950年至1984年期間香港與內地的關係。然而，香港與內地的關係被人為分隔的一個片斷，不可能割斷香港與內地的天然關係。

　　新民黨在題為《秉持一國兩制發揚本土優勢》的立場書中，反對“港獨”“自決”，指出：即使“冷戰”時期，在香港“國語片大行其道，深受歡迎的邵氏黃梅戲電影大多以中國傳統民間故事為主題”。“香港有我們的獨特文化，自不待言。然而，若從香港以廣東話、繁體字為主體一點出發，就把香港與內地區隔開來，並因此抗拒學習普通話和簡體字，實屬排斥多元文化的想法。”

　　耐人尋味的是，“安徒”在5月29日《明報》“星期日生活”副刊的“周日話題”專欄發表《先做人，再做香港人》，批評道：“這幾年來的本土思潮和運動，固然有不少強烈的以本土性為名的訴求存在。一些以‘民族’之名，一些以‘獨立’為綱，一些要強化‘族群’意識。然而口號雖吸眼球，但論述基礎卻相當薄弱。而毫不驚奇地，動機非常混雜。有時也難以分清眼前所見的，究竟是一種族群對抗？一種身份爭戰？還只不過是一種世代反叛的現象？因為，以族群、民族之名的運動，追求的是最大程度的族群團結，民族亦以‘世世代代’延綿的道統或文化精神為共同體的基礎。族群的共同記憶、共同信念、習守的儀禮自是族群的珍寶，不會輕言毀棄，重新捏造。這是任何移居社群維繫族群性（ethnicity）之特徵。”

　　“安徒”的上述觀點，劃出了傳統反對派主流與本土激進分離勢力的一個重要分野：前者視“香港人”為“中國人”的一個十分獨特的群體，志在改變國家制度而改造內地相當多的中國人成為“香港人”；而後者則企圖把“香港人”與“中國人”隔絕。

　　香港與內地應相互調適

　　然而，傳統反對派主流的觀點與歷史大趨勢相悖。從上世紀80年代中以來，香港與內地經濟形成相輔相成的關係。這種關係，在進入新世紀後，受經濟全球化推動，也為亞洲金融危機刺激，以2003年6月CEPA簽署為標誌而上升為一體化。

　　儘管最近三四年香港與內地經濟融合，遭遇反對派以及一部分深受西方觀念影響的香港居民的反對或抵觸，但是，已然形成的一體化不斷積聚的內在動力和全球重心東移的強大磁力，決定了香港經濟的命運，從而香港的命運必定也唯有繫於國家。

　　在如斯背景和條件下，不可能是“香港人”單向地以西方意識形態和相應制度改造國家和內地同胞，而是相互調適，“香港人”成為“中國人”的一個既有特徵又具共性的群體。目前，“港獨”甚囂塵上，反對派集體趨於激進和極端，這是“香港人”向“中國人”的一個既有特徵又具共性的群體轉變階段的徵兆之一。另一徵兆是，越來越多香港居民站到愛國愛港旗幟之下。二者相結合，表現為香港社會愈益政治化、政治上愈益兩極對立。

　　在即將來臨的9月立法會競選中，“港獨”與“反港獨”是不可迴避的話題。傳統反對派主流會強調“香港人”與“中國人”重要差異，而與本土激進分離勢力保持距離。建制派必須強調“是香港人也是中國人”。

資深評論員，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