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地域來歸攏作家，是個既充滿誘惑又帶有不確定性的舉措。就拿香港文學來說吧，到現在學界還在為哪些作家屬於香港文學各執一詞。因為除了本來就是香港居民的作家，還有從內地南來長期居住在香港的作家；有作品寫於香港的作家，也有作品寫到香港的作家……他們都是香港作家嗎？至今仍是眾說紛紜。

　　所以，當我看到董卉川的《江蘇現代小說家新論》時，首先就好奇他怎麼定義「江蘇現代小說家」。看完全書我才發現董卉川採取了一個最簡單也是最有效的做法，就是以「江蘇人」為基礎，把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凡與江蘇發生過關聯的小說家都視為「江蘇現代小說家」。

　　解決了這個基本問題，研究「江蘇現代小說家」，就是要處理「全」與「深」的問題了。董卉川在《江蘇現代小說家新論》出版之前還出版過一本《江蘇現代小說十三家論》，兩書論及的「江蘇現代小說家」可謂全矣。除了著名的江蘇現代小說家秦瘦鷗、張天翼、葉靈鳳、無名氏、路翎、汪曾祺之外，還有很多不是以創作小說著名的現代作家如朱自清、陳白塵、楊絳、張聞天、陳瘦竹，以及知名度相對較弱（曾虛白、陳衡哲、陶晶孫、滕固、葛琴、周全平、譚正璧）乃至在現代文學史上已遭遺忘的小說家如顧仲起、羅洪、鮑雨、韓北屏、程造之、平襟亞、徐蔚南、李同愈、孫夢雷、汪錫鵬、周楞伽等，都被董卉川悉數納入，分別論述。至於論述的「深」，僅舉一例：在分析汪曾祺一九四一年《復仇》和一九四六年《復仇》兩個版本的異同時，董卉川認為兩個版本《復仇》的前後出現，展示了汪曾祺小說「從散文到散文詩的抒情實驗」──這在汪曾祺小說研究中無疑是個很有深度的發現。

　　面對《江蘇現代小說家新論》，我想起了一些與這些現代小說家同時代，後來卻到了台港地區及海外的江蘇小說家，如顧毓琇、王平陵等，這些作家如果也能涉及，江蘇現代小說家的論述範圍無疑就更「全」了。